《一念无明》电影观后感

导语：年度口碑佳作《一念无明》一举斩获新晋导演(黄进)、最佳女配角(金燕玲)和最佳男配角(曾志伟)三座重磅奖杯，成绩斐然。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电影《一念无明》的观后感，欢迎大家爱爱阅读参考!

　　电影《一念无明》观后感影评【1】

这个社会对待病人真如我们想象般宽容吗?摔折腿，拄着拐杖，路人退避三舍，怕再把你绊出什么事故。突发感冒未准备口罩，地铁上咳嗽两声，身边人默默转过脸，在Whatsapp里噼里啪啦打着字：「隔篱有人感冒都唔戴口罩」。身体虚弱头晕眼花不足与外人道，旁人看你并无大碍也不在意，个中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这样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疾病，就更让人惊惧，对其表现出的嫌恶程度，也就更肆无忌惮。影片的开头，曾志伟饰演的父亲大海去精神病院接「病愈出院」的躁郁症儿子阿东(余文乐饰演)出院，而早前，妻子在被儿子照料的过程中突发意外身亡。虽医生称此事与儿子病症无关，但父亲的担忧写在脸上。他挤出笑容，故作轻松地与没什么表情、说话气若游丝的儿子打招呼，眼神里却全是防备。

父子许久没见，在那之前，父亲和在美国的小儿子都不知所踪，而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拥有稳定女友的长子阿东辞掉工作，独自陪伴病重且情绪不稳定的母亲(金燕玲饰演)。母亲用咒骂发泄怨恨，阿东在拼命隐忍和爆发中挣扎，终于把自己逼成了躁郁病人。于是他入院、治疗、出院、被父亲接回到逼仄杂乱的板间房，试图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再次获得这个社会的接纳。

病态的人：「那个人样子好怪……他好像一条狗哎。」

如果你将自己代入阿东的视角，会发现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如同电影英文片名一样，是一个「mad world」：

好友的婚礼上，所有人都在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没人在意主角在说什么，阿东忍无可忍下的「仗义执言」，似乎更令好友尴尬;用人单位听到「躁郁症」后避之不及的状态，并不因他的坦诚和专业能力而改变;笑嘻嘻总是拜托自己和父亲的邻居，在他发病后，第一个落井下石;而狭小逼仄的空间，父亲枕头下发现的自卫用具，前女友宽容背后的强烈恨意，甚至令他找不到一个抒发情绪的角落……于是他冲去超市，大口大口吃着可以「改善情绪」的黑巧克力，换来的却是路人的指指点点……

于是他强拉起来的，脑袋里的那根弦，再次「啪」一声断掉，让他从兴奋且动力十足的「躁」期，滑去犹如万丈深渊般的「郁」期。

有关阿东的片段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茫然的他突然疾走乃至大步奔跑在深夜的街道，电影画面平行向后移动的样子。阿东像一个被抽离掉的人，在对他而言意义不明的世界里移动，空洞不知所踪。他看人的眼神，总夹杂悲伤与怀疑，令人不由担心，他下一秒会否作出什么极端行为?而比起那些选择主动去拒绝和伤害，没心没肺的看客，他的隐忍和善良，却又显得格外可贵。

好在总有温情场景弥补：下一秒，他和父亲说起年幼时去城门水塘的约定，二人无伤大雅地争执了几句，暂时和解，相互依靠着，走回他们的家。

病态的家庭：「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家当然不是万能的。而阿东的病因，显而易见来自他的母亲。苦等丈夫与小儿子却无限失望的母亲，没有其余的宣泄出口，只能把所有情感垃圾都倾倒在阿东身上。她是阿东世界里的第一个「疯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需求无度，不懂感恩。她何尝不可怜，然而她也亲手毁掉了为他竭尽全力的阿东的人生。

在前不久上映的纪录片《伴生》中，其中一位为照顾年迈父母、中年仍未出嫁的女士，对着镜头流泪：「我好想有时间，可以安静看一套戏、读一本书，做些自己的事情，但是做不到!」为人子女，都想做到孝顺，然孝顺的界限在何处，孝顺分内事，究竟该亲力亲为，还是乐得交予他人，自己轻松?

影片中，束手无策的大海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大儿子，儿子一句话说得轻巧：「你把阿东送回精神病院，自己选间条件不错的老人院，钱不是问题」。绝望的大海，淡淡问出了这样一句：「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曾经他是逃避者：他努力工作，想给妻子更好的生活;他百般辛苦，却害怕妻子的失望和不满;他逃避家庭，酿成苦果，决定承担，却发现难度远超他想象。他和阿东在对峙中说出心声，而曾志伟在这一段落泪剖白的影帝级表现，实在无法不令人动容。

承担是给自己的枷锁，逃避是无视责任、把痛苦留给亲人……二者之间，有没有万全之策?如何在调适好自己心情的同时，也对家人多一份理解和包容?道理说来总是简单，做起来，却步步艰辛。

活在这个疯狂世界：「我没事了」

尚未被疯狂世界改变的邻家纯真小男孩，成了阿东的解药。在所有人都觉得他「荒谬」、「不正常」时，只有小男孩和他正常交流，与他相伴，听他讲话。他坐在天台上，对着急赶来的父亲说，「我没事了」。

他当然不是「没事」。他生活的世界依然逼仄、杂乱、充斥着形形色色自私而缺乏同情心的人类，他依然善良而软弱、恐惧而坚持，他的父亲依然无从理解他的内心，还要背着巨大的包袱寻求解决之道。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活下去便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影片一个颇为温馨的「Happy Ending」。

导演黄进说，这是一个很想带给香港人的故事：想呈现出如何直面问题、觉醒并寻求改变的状态。事实上，在压力巨大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故事中的「阿东」——不久前，香港心理卫生会的一项调查还显示，香港人的抑郁指数创新高，有百分之五点五受访市民估计患有抑郁症，需要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另有百分之九点一的受访者属「应关注」的组群。「阿东」非但不是边缘人，甚至还可能早已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而未被发现。

编剧则强调「伤害往往来自不了解，无知造成日常的邪恶」。她认为「电影最强大之处，就是让观众感受角色的情感，学懂同理心，从而令世界更美丽」。

这个故事整体来说，压抑又「不开心」，但曾志伟、余文乐、金燕玲一众大牌演员却毫不犹豫以低片酬甚至零片酬出演，更称之为「十年一遇的好剧本」(曾志伟语)。在快速发展、冷酷麻木的社会运转成一部失控机器的同时，能有这样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专业水平也绝不逊色的新导演作品出炉，实为观众的幸运。

　　电影《一念无明》观后感影评【2】

電影院燈光亮起，散場期間，聽到周邊觀眾不時飲泣，大概都被故事中的情形感動了，但我仍然無動於衷，甚至是煩躁，故事是理所當然地殘酷，一眾邊緣人在社會夾縫中無處容身，更沒有出路。這絕非是一部讓人愉快的電影，看不到劇中人有任何希望，也得到不到任何救贖的機會，每一張面孔上由如荀子所說的「性本惡」得到實証，要麼，這是創作者對世界懷抱深深恨意，想透過電影作為媒介將一切不滿發洩;或是，還未如願能走入角色的內心感受，只固執糾纏於真實狀況而無法自拔。而我傾向相信是後者。

《一念無明》如同黃進和陳楚珩這對編導過往的短片作品，將角色放置一個極端的環境之間，《三月六日》裡的三個社運年輕人被捕後在警局與警察對抗，而短片集《Good Take》裡的同名短片，甘草演員難忍太太離世，正當想自行了斷時，發現鄰居正被賊人入屋行劫。同樣，《一念無明》裡也有很多衝突，跟隨著男主角阿東(余文樂飾)的經歷，父親，前女友，而至周邊鄰居，朋友，我們看到阿東在各種人際關係的失落扭結，這種衝突在家庭關係中特別明顯，父親長期缺席，弟弟早已離棄老家，只有阿東面對病患的母親，最終悲劇發生，如期說這是一部關於精神病患者的電影，更似乎是關於一個原生家庭最終解體的過程。

但看似壓抑和克制的態度，其實隱藏不了電影中極度煽情浮躁一面，作為他們首部長片作品而言，所涉獵的內容之廣，反映出創作者野心不少，除了家庭，加上教會，友鄰，以至醫療制度，在不足一百分鐘的長度下，阿東身邊的每一段關係也只不過換來更強烈衝突，就以前女友與教會一段為例，整個段落，由前女友在阿東面前出現的神態，到向眾人告解自己的`不幸，在講台上數落出前男友各種不是，情緒逐步升級，創作者意圖想表達的是對教徒麻木的不滿?前女友的軟弱?還是只不過單統借一個平台對他人復仇?戲中每一個人物的動機也是一瞬間地爆發，對於一部相當著意描述低下層，社會邊緣人士狀段況的電影，當這些人早已被社會附加上向種標籤和定形時，他們對阿東所作出的行為，也只不過成為加強阿東作為受害者的遭遇。

除了片面的情緒，我們究竟了解到當中多少難處和真相?而事實上，電影中對阿東的躁鬱症描繪也相當粗淺，從有限的篇幅所理解，他的病患也並非嚴重到與他人交惡，但編導二人為了保持著戲劇張力，放大了很多不必要的成見，社會固然有很多不公，但矛盾的形成，是不是就如我們眼前所見那樣?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角力，對於一部走寫實路線而言的電影，放棄了真正深入探索的可能性，究竟有沒有如宣傳所上所說那樣，有過對真實個案更深入的了解，對此有所懷疑。??又或者，《一念無明》在有意無意間也展示了現今香港一個真實狀況，這個一點也不和諧的城市，每一張面孔也會讓人憎厭，不安，排他性重，連一刻休息的時間也沒有，這不單是躁鬱症病者所面臨，而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城市的人，要麼每一個人只能圍爐取暖，要麼是排除他者來確保自身安全，但只為了形造戲劇張力，而視而不見現實生活中看不見，隱藏背後的魔抓，這不正是現今我們面對社會問題時，往往出現的真正問題，令事情走向無法收補的局面?

我並非要全盤抹煞黃進和陳楚珩的用心，特別在現時香港電影生態下，交出一部獨立製作電影，確實難得，而他們唯獨欠缺了的會否是，對主角，包括他以外的其他人，保持著相同的「同理心」?也變相令觀看《一念無明》的觀眾繼續用有色眼鏡去看精神病人，甚至是周邊同樣需要被關懷的人物???但最令我不安的，是創作者無意識地跌入了一般精神病的論述，香港作家李智良所言，當我們言說精神病是，會將問題與社會割離，認為這是個人可能是成長，可能是先天因由而起，「當我們說一個人有精神病，其實是什麼意思?就是他正面對一個很複雜的處境，首先要食很多藥，然後那個人所有的感覺、所有的經驗都會被人翻譯做同那個病有關，無論做什麼都會被人認為是因為精神病。」(引至明報2月19日 「不要將精神病問題割離社會——訪李智良」)??這種標籤在戲中根深柢固，更不要說戲中的性別定型問題，戲中所有女性都是壞人，也感該說。

香港電影近年也出現了多部被觀眾稱為「良心之作」，但《一念無明》的缺失，也正正說明了在製作社會議題的電影，需要對該問題有何等深入研究。在此，借用影評人譚以諾對堅盧治新作《我，不低頭》所作的評價，這應該是我們面對任何一部標榜寫實和良心電影時，應有的準備。「對社會制度需要何等的了解，而並非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對社會上的人需要何等的愛和耐心，對世界又需要何等的希望和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