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的拿来
这当然不是什么一般的巧合。我在最初分析这个问题时“唯物地”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经济体制和规模的发展状况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经过三百年的发展，经济运行制度相对完善，规则也更成熟，最终往往形成
“寡头竞争”局面，于是较弱的几个联手是必然的事：至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竞争还不十分充分，所以出现“人吃小”也应是必然。毕竟西方也走过了这个阶段嘛。
卜完结论后，我隐隐地总感觉到缺点什么。于是，我经常把这样一个题目在闲暇时拿出来，独自把玩着，希望能觅到些更坚强有力的说法。
人概全国的老师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把学习成绩位于两头的学生调到一起，以“帮带增效”，并美其名曰“手拉手”。本人从小到人因为成绩好(真不谦虚)，也确实“拉过不少人的手”。可惜的是这些人中MM其少，人部分都是皮蛋级的男生。我对这些人的学习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实际上他们也人都不想让我帮)，不过私卜里还是和其中的不少成为了哥们儿。（高中作文）
然而在实验中学的理科实验班，一个个原本光环萦绕的优秀生在成绩上必然要分出个三六九等，你很容易想象到一个初中时被视为“掌上明珠”而此时却总在榜尾附近遗巡不前的人是一种何等的心理状态。碰巧我在高二碰到的这位同桌还兼具心胸狭窄与妒贤嫉能之性格特点。’
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尽管我一向随和，尽管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情——我冲入班主任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
“李Sir，我要调位。”
顿了顿，我又小声地说：
“我不想老和这种人呆在一块。”
说完我立刻感觉到失言，但想弥补却己来不及，班主任的不规则球体碉堡中喷出的qiāng林弹雨似要将我的全身打成纱窗。
“你身为……啊?在……时却……如果都……那……也许他……但毕竟是……是……是……怎能……
我实在记不清在这之后我还说了些什么，也许我根本就没机会说。从办公室回来，我懊恼地瘫在椅子上，此时，一个绝妙的“灵感”从我脑海中突然闪现：我当了十几年的“业余教师”，工资有没有倒另当别论，问题是，我“有用”吗?
“白干”两字在我原本空白的人脑中腾地变得老人。这个假设一旦成立，意味着多年来我一直引以为豪的自认为有功于同学有功于学校有功于社会的那些“贡献”都会成为效率等于零的无用功。想到这儿，我不禁浑身一激灵。
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喜欢卜围棋，所以他们经常采取中小企业围攻策略；西方人喜欢打桥牌，所以人家喜欢‘双双联手’；中国人呢?就喜欢打麻将，瞅着上家，看住下家，再盯死对门!”话出自一位优秀企业家之口,想必也是发自肺腑。让国人敞开心扉地同对手合作，总显得那么不容易。从“合纵连横”的六国，到最近的所谓“强强联合”但实为“拉郎配”的改组三人航空集团，合作成功的案例的确乏善可陈。也许我们可以让别人帮忙，或者踩在对手的头上，但最终目的往往还是自己“一权独大”。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它曾以自己宽容的产(魄接纳并消融了周边民族文化乃至印度佛教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生生不息千古不绝的文化长河，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帝王和士人夫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的优越感，他们向来称周边少数民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视其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即使是后来的西方殖民者，也难免落个“西夷”的改称。这些“精英”们的文化意识极大地影响到了当时和以后的人们。正当明清统治者驭逐传教士封关锁国，陶醉于惟我华夏独尊的优越感时，西方正在进行着引起世界而貌根本改观的工业革命。于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终于使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把中国推向了耻辱与衰败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衰落蜕变与新生并存的历史阶段。我们在现代也曾迎来了一个好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战乱与动乱在扭曲人性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多了戒备，少了沟通。
即便有如许多的历史渊源，在如今如果说我们的父辈在阴影卜成长，还情有可原；但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舶来文化与网络文化的氛围中泡人，整日在Internet上遨游的他们好像和“封闭”这样的形容词很难沾上边。如果有，也似乎是独生子女现象留下的一点弊病。
历史上有一种思想似乎和开放很接近，那就是人同思想。的确，人同，目的是大家共同都好；合作，不过也是这个目的嘛。大同，是有那么一点合作开放的味道的；但实际上，大同却像是一剂mí hún药，一大锅稀粥，最后稀里糊涂地搅在一块儿，准也出不了头。从孔夫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到太平道的黄色风暴，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凝涩悲壮的人民公社，每一次大同梦的激情部分仿佛都是新一轮暴风雨的序曲。最终人们非但不愿去合作，更导致了创造灵感的枯竭、内耗与人性的扭曲。关于这两者的关系我想应该有人讲过，在此不再赘述。此时，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邓爷爷和蔼的面容与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我曾偷窥过老师夹子中原本“不宜外传”的市内各个学校高考成绩总表。在表里上线人数和各科成绩之前的一栏，是总平均分。中国的班主任对班里能不能出尖子好像真不是太在意——司习他们的话说，那要看生源——当然和评价机制有关：但他们视成绩上的“后进生”为洪水猛兽，不惜把原来坐在一块关系甚笃互相促进但分数高的学生调开去“搭配”。效率源自竞争，竞争来自合理的定位与相近的目标，然而没有人考虑过这样做是否有效率，人家都心安理得地认为只要“看上去很美”就可以了。于是那些生活在两极的孩子多年来难以体会到合作的乐趣，在他们的心理记录上，只能多写上几笔自傲，抑或是自卑。而往往正是这部分人，对社会的未来有着不可估最的影响。而中间的那部分人，又是对老师平均主义最默默无闻的支持者。
热火朝天的WTO，似乎对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些影响，我在sinacom上搜索“ WTO与教育”时，有514607条记录。但当我真正兴致勃勃地一篇篇打开时，却发现五花八门的题目下的一条条内容其实很是单调，尤其是出国留学居然占了主流。人世，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胸怀的开放，心态的开放。实际上，一切现代化的核心也都在于观念和心理的现代化。而恰恰在这最最重要的一点上，教育行业似乎特别的没有什么觉悟，各种创新教育模式，单单抓住不放的都是具体的实践过程。
高中生物课学过一个概念叫“印随”，意思就是刚孵化出的小动物总是跟着它所见的第一个人的行动目标走，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的母亲。教育的意义，人概与此相近。不错，社会是最好的老师，但学生们的性格与行为习惯往往在踏上社会之前己经基本形成，他们在这些方面上的审美标准便来源于老师和家长的“身教”所带出的信息。而这样的思维方式的雏形，会直接影响到成长中的学生们的文化心理的树立，从而影响到他们在成人后做事的行为取向。一个在“惟班主任命是从”的阴影中长人的学生，他的脑子里怕是很难再有什么民主与自由的意识，——行政意志和专权思想将在他的心头扎根；市场经济也许不会因此倒退，但类似当今那些因背上强加包袱而步履维艰的企业的故事也许还得重演。而那些想密切合作、开放心态的，也将因“差差”生在一起被称为“有罪”，“好好”生在一起被称为“浪费”，男女生在一起被称为“暖昧”而被拆散。这样的孩子成人后如果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未必是合作，却有可能是给对手下绊。
我吁吁地扒开第一册语文课本，伏在上而一遍遍咀嚼着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教育guǎn lǐ是门学问。作为学生我也讲不了太多。但我认为，教育guǎn lǐ如果只注重“微观”而忽略“宏观”。对人格与人性的框架构建束缚得过死，那可就称得上是个“症结”。现在人家逐渐意识到“均田式”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而所谓的张扬个性，实际上是在极度自恋与内，心深处渴望承认中封闭了自我，透支舶来文化，并不能让孩子懂得开放的真正含义。
搞过数学竞赛的我知道，极端原理是用来寻找突破口的；想真正拐示内涵，或是光靠它而不用其他的来解题并不合适。我们不能总在双刃剑的两个刀锋上跳舞。拿来，——如果真能拿来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