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散文鉴赏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先生本想写一部名为“北大往事”的长篇，却因为有人以此为名编了一本书在先，因此只好将他的长篇在以后出版时拟改名为《狗日的北大》。他之所以要用“狗日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他对北大无法言说的无限挚爱。

《狗日的北大》尚未出炉，在社会上的轰动效应已不可小觑。随后，“狗日的工作”、“狗日的粮食”、“狗日的户口”、“狗日的足球”等等蜂拥而出。翻开一些报刊，可以发现粗话脏话出现在字里行间甚至标题中的现象已然屡见不鲜。随着“狗日的”、“他妈的”、“我操”等社会生活中的粗俗用语悄然流行，人们已经看到了一种以“狗日的”为代表的文化现象悄然出现。

于是，有人开始抨击这种文化现象，嘲笑它是何等的恶俗低劣，说它语言垃圾潮流泛滥，对其深厌其烦深恶痛绝。今天我还是拿起笔来，就要冒天下人口诛笔伐的风险写下这篇《狗日的大学》。倘若有人对此举不满，那我也将把“大学”二字置换为他的尊名。

我1999年9月在父亲的陪同下，乘几个小时的汽车，便到了这大学所在的城市。一下车，就看到城市市政改造时的破烂杂乱和周边环境的恶劣，于是心里就有不爽。等到在几个师兄的带领下，走近校园的时候，亦为眼前景象所感染，颇为心寒。

校区坐落在桐梓坝，与市区一江之隔，当时的校区就现在的三分之一大小。铺着一层碳渣的校园马路，两边是卖杂货的小店，灰暗的是教室的墙。我开始有些失落，心寒。父亲说，既然来了，就要安心下来，再差的环境里都同样可以培养出人才。

先是去报名注册，办完一切入学手续，然后就去找自己的寝室。让我略感欣慰的是，让我们住的寝室是新修的公寓，条件似乎还不错，心里就略宽舒了些。

寝室号是7-415。推开门，就看见三个人，当是我的室友。他们早收拾完毕，坐在下铺的床上玩耍。父亲和我铺好床铺，才想起该吃午饭。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肚里甚觉饥饿，便去吃饭。一路来回，父亲跟我讲了许多话，现在倒还是记得，大抵都是要我专心学习，勿以家里为念。

我们吃饭那家餐馆，在学校又发展了半年，就再也不见。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酣睡，父亲就起了床。他对我很有耐心地嘱咐了我一席话，也不让我去送他，就走了。那年我才17岁，稚幼而浅薄，第一次远离家乡，很有些挂念和不适应，父亲一走，我就备感孤独，委屈得流了一场泪。

此后，三天两头地往家里写信，述说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和感受，表达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

寝室里住五个人，都是来自省内不同地方：有华蓥的，有武胜的，有资中的，有隆昌的，也有我从蓬安来的。不几天，大家都熟悉起来，倒也相处融洽。

时间就随着在从寝室到教室到食堂的位移中过了大半年。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改变了我们不少。

我开始由一个不敢和女同学说话变成了在她们面前总是嘻嘻哈哈的人。先前是学习不敢怠慢的，到后来，早操也不怎么去了，渐渐又敢逃学了。

当然，大学里也确实是深造和锻炼的天堂，中文系一个女生就用几年的汗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也有人利用在调频台勤工俭学的机会学得了一门好技术。可我说这狗日的大学，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确实把我们又改变得很糟。

大学前两学年，我读教育技术专业，和我的几个室友同班，一起去上学，一起上床睡觉。有一天晚上回来，我就要敲门进去，姓唐的室友告诉我，杨同学的女朋友来了，今晚我们不能回寝室睡觉了。

因为这样的事，我惊呆了。

早在这之前，对面寝室某同学就趁国庆假的时候，留宿了他的女朋友。因为只是听同寝室的说，倒不至于如此吃惊。这回却真实地发生在我的寝室，而他就睡我的下铺，跟我是如此的近，我吃惊得有点不可思议。

于是跟唐同学去了隔壁美术系的一寝室，玩了一个通宵的麻将。于是，以后我们就常常玩麻将，赌钱。

经此一来，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了，知道有很多谈着恋爱的学生，经常偷吃着禁果，有的甚至就在外面租一农房——同居了。那些赌钱的，或玩麻将、或玩扑克，也不在少数，他们所涉及的金额亦让我感到有点恐慌。有同学为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会花掉几千元钱；有同学一只鞋就花去五六百……

学生们平时都是很悠闲很轻松的，但是到了考试的那几天，却也会使他们感到异常的紧张和忙碌。有人没有准备好，就要作弊。幸运的就“考”个好分数，以后就懒了，不喜欢学习，养成作弊的习惯，恶性循环；那些倒霉的学生在下学期还得准备补考，感到郁闷常常叹息。大学二年级时，班上一个同学考试下来，六科就有五科不及格。同学们是没多在意考试不及格对自己的影响的了。

有一学期，我在系主任的帮助下，顺利地被调频台选上了，被安排在有线电视前端，跟一个师兄学着维护闭路电视线路，周末就播放校园新闻和影视节目。天气炎热的时候，又打瞌睡，有时候伏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一阵电话铃声把我吵醒，是一个老师打来的，说播放的电影（光碟）在循环着重复，问我怎么回事。我赶紧换了碟，心在扑扑地跳，第二天见了老师，就低着头不敢说话，害怕他严厉的批评，这种担心一直持续了很久。

第二学期，我就辞去了那份工作，毛遂自荐，到系团总支宣传部做干事。适值学校举行大型活动，我就负责办展板。后来又排版办系报，收集、筛选稿件、版面设计等一概亲自完成，一学期就出了三期。由于我的不说空话，表现不错，经系上推荐，被评为学院当年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我喜欢写作，也向学院的刊物《青春年华》和院报投过稿，都被发表了。当时傻傲傻傲的，对有些事情看不惯，就写了篇名为《写给某些女孩》的文章，针对那些已然是女人的女孩，提醒他们不自重，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旨在引起他们的反思，各人对号入座，没想到却引起了女生们的强烈反感。我班上一个女同学就说，那是她们自己的私生活，容不得别人品头论足。这一事件却让我在学院里出了风头，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

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在后面的一件足以影响我一辈子的事件里，颜面扫地。

2001年我转入计算机系就读，系上把我作为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培养，而我却在不久后，代人受过，接受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布告一出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了，全院哗然。那天晚上，看到布告上那赫然的几个大字，难过的心情，自是溢于言表。独自一人，走在东桐路上，看着路灯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越离越远。我点燃一支烟，想让自己清醒一些，却被熏得更糊涂。

我以前是不吸烟的，但那是在上大学之前。后来，烟瘾越来越大，用在抽烟上面的钱也在逐渐呈上升趋势，一发不可收拾。我的景况开始一天不如一天，可谓每况愈下，面容也憔悴了许多，在各种场所下都保持着特殊的低调。

许多男同学吸烟，女同学也吸烟。也有男同学留一头乱蓬蓬的长发，耳上戴着圈；也有女同学穿低胸的衣，剪破的裤。在图书馆借的书，总有残缺的页，画上的笔痕。

那些男同学们女校友们，依然和往常一样，他们恋爱像夫妻一般恩爱甜蜜；他们深更半夜大声吵闹，精神充足；他们在上课的时间里躲在蚊帐下酣畅淋漓地睡觉……总之，他们是欢快的没有半点忧郁，他们开心而没有一丝烦恼，他们微笑着掩饰岁月蹉跎带来的'慌张。

我的大学终于在第四个年头后结束了，我和所有同一时间毕业的学生们一样，将带着不同的复杂心情离开了这个曾经生活了四年的地方。在那一刻，谁也不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心情又会是怎样的。

我常常会问自己，大学四年里给我带来了什么，又改变了我什么。

我亲眼看到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主要职责的大学，培养了一批人生观、价值观积极向上的人才，他们渴望成才，准备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积极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明显增强。

但我也清楚地看到了，一些大学生在社会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下，他们的思想道德心态逆转，理想追求淡化，一些大学生的文明素质却令人担忧。一些学生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强调个人本位，社会、集体次之；在物质和精神关系上，过分关注眼前的机会和发展，忽视远大理想和目标，不少人把实现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重实惠、求实用，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甚至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在索取与奉献关系上，则一味地强调索取，认为个人贡献应与社会索取相等价。还有部分学生在价值观取向上过于急功近利，敬业意识薄弱，理想追求淡化。

他们自我意识膨胀，生活行为失范。由于他们的辨析力尚弱，自我控制力较差，因此，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不能正确掌握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劣、荣誉与耻辱的界限，进而出现了道德观念淡薄、生活行为失范等现象。在个人文明举止方面，有些学生过分强调个体行为的随意性。随意、庸俗被少数学生看作是一种“潇洒”，而对道德、纪律的蔑视与叛逆却被看作是有个性。在男女交往中，只注重感情体验、生理要求，面忽视男女双方爱情的义务和道德责任，甚至有个别学生对学校严令禁止的婚前性行为的做法漠然置之，认为这是个人的自由。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不少学生对这一体现大学生责任感与文明程度的规范未加重视，甚至行为失范：考试作弊、损坏公物、随地吐痰、买饭加塞等现象时有发生。

还有的生活追求新潮，安逸享乐，纷纷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在生活方面，推崇及时行乐，吃讲排场、穿讲高档、玩讲多样、相互攀比、超前消费。生日及节假日往往成为他们物质消费的庆典，狂欢宴饮、挥洒人生，甚至一些来自边老山区的学生出现不惜“借钱过好日子”。而对提倡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嗤之以“小农意识”；在学习方面，贪图安逸，缺乏积极进取向上精神，声称“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的所谓“治学原则”；在爱护保护他人成果方面，表现出道义上的缺失，随意破坏、剽窃事情时有发生。

呵，狗日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