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列夫托尔斯泰作文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下面就是小编分享的描写列夫托尔斯泰作文，一起来看一下吧。
描写列夫托尔斯泰作文篇一
他，是一位文学巨匠，是一位文坛泰斗，是无数文学者崇拜的、所景仰的伟人；很多人再见到他之前，正襟危坐，诚惶诚恐，初见他时，尴尬而不确定，见到他后，心中的敬仰有增无减；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在茨威格笔下的他，虽是相貌平平，无法让人对他的外貌轻易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他那双眼眸中迸射出的犀利的目光，却如同刀剑一般，很难使他不在见过他的人们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就仿佛他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天才灵感在外貌表现上都聚集到了他那双刀剑一般的眸子中。试想一下，如此的一个大文豪，他那全身的智慧都聚集在了一双狭小的眼睛中是什么样子！那样的目光就如同夜中的一道闪电，瞬间划破天幕照亮世界；那样的目光就好似一柄锋利的匕首，猛然间刺透伪装直中心脏；那样的目光就像是有魔力一般，使看见了、与那目光相互对视的人总会感觉到自己仿佛被定住了，就连想要冲破束缚的意识都丧失了，就那样，毫无抵抗力的，任由那犀利的目光透过自己的双眸，看向自己的意识深处，看清自己的灵魂深处。
那样的一双眼睛，也同样看清了当时社会背景的核心。
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是阴暗的，是毫无光亮的，是那种能将一切罪恶与哀嚎隐藏起来却又任其发展的，即使是他铿锵有力的'笔触也未能使它有丝毫的改变，那些贵族统治者几乎成了当时社会上的魔鬼，人类善良的本性早已被利益所蒙蔽，每个人的眼力只有利益、利益！
同样是贵族，他却不一样。利剑一样的双眸丝毫没有生锈的征兆，犀利的目光一就如同纯净的宝石，没有一点点的杂质，他看清了当时的社会，看清了当时的一切世事……
几乎没有人能抵挡得了一把利剑的伤害，哪怕是它的主人——列夫·托尔斯泰就被他自己的利剑所“重创”了。
黑暗肮脏有如地狱一般的社会所带给他心灵与精神上的伤害一点也不比带给贫民生活上的伤害小，他自己自己无力改变这样的社会，这样残败不堪、千疮百孔的社会，就如同一个核已经被蛀虫侵蚀的苹果，无药可救了，但是他从内心深处不愿与其他贵族同流合污，那样的行为令他反感、憎恶，于是，他毅然决定远离这污浊之地——他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身份，抛弃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不惜与自己至爱的亲人分别，去寻求自己的一方净土！
他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至少在他人看来是这样的，他失去了家庭、名誉、地位……但是，他的内心却因此而得以平息，他可以坦坦荡荡地说：我的生活是干净的。他所得到的，是用再多的金钱也换不来的精神的轻松。
我敬佩、我崇拜列夫·托尔斯泰，不仅是因为他在文学方面独特的创造还有他的执着、他的勇敢，他敢于放下一切，从一个拥有常人所羡慕的贵族，沦落带一个为自己的生计犯愁的平民，只为求得一份干净的生活，他淡泊名利、安贫乐道，无论什么时候，他对他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的心！
描写列夫托尔斯泰作文篇二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其作品深刻地展现了俄国剧烈的社会变动。
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等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
早年经历
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9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1845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对道德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前往高加索当兵。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
1853年托尔斯泰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钦佩。1854年托尔斯泰被调往多瑙河战线，并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写成《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投入娱乐圈，酗酒好赌。偏激的个性导致他与屠格涅夫长达17年的决裂。
创作初期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来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婚姻生活
1862年托尔斯泰与17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Толстая）结婚，索妮娅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他和妻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着《战争与和平》。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思想转变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从70年代初起，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着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
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晚年时代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