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会学的重要影响

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倾向。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到斯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社会学传统。这大致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盛行前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引入中国

晚清的时间范围大约是1900年到1911年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具有开拓性的时代。王德威先生曾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从晚清开始，有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中国社会开始了知识转型，由从前经学为主的知识结构转到以现代科学为主的知识结构。

社会学引入中国时，被认为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学科，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事实上，在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们并不知道社会学具体所指。“社会”属于王权统治之外的范畴，中国长期处于帝制统治下，从未有社会的概念，当然也不会有“社会”这个词汇。我在研究晚清思想的过程中，注意到当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几位大师对于“社会学”的翻译问题。晚清是中国社会学开始的阶段，我试图从翻译的角度来谈历史转向的问题，这其中牵涉到“社会”“群”这些词汇的竞争以及社会学起源的问题。

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后，很多人追问：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封建制度或者封建势力是否还存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大问题。这也是1920、1930年代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辩论中，社会学是个非常关键的议题，社会学的引荐促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迅速传播。

有趣的是，当时参与论战的几乎都是左派思想家。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参与论战。胡适的名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根本不愿意、也不认为可以对中国社会作概括式的研究。论战以后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积极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由主义者完全不介入这种讨论，也不认为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和自由主义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间有任何联系。这其实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一个致命伤——没有注意到西方理论在中国嫁接的问题。

胡适的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受赫胥黎的怀疑精神和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影响，由此，他最重要的想法，即是“拿证据来”。而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社会形式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这基本上不可能拿出胡适所要求的“证据”。在自由主义观念之下，胡适所介于的社会学传统，其实是斯宾塞的社会学传统。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统摄中国以前，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思想传统。

社会和社会学的概念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影响很大。首先，从地理上来说，社会观念引进来之后，我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中国社会是世界中的一个社会。第二是正当性基础的演变。中国传统正当性的基础是天，整个天给了中国政治传统最重要的核心基础。社会观念引入之后，特别是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政治正当性基础变成了和历史社会相关的概念，而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第三是宇宙观的改变，尤其是从宋明理学和从汉代开始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转变到近代科学的宇宙观。

斯宾塞的社会学传统引入中国的过程绕不开这几个人：翻译《天演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严复、在《新民丛报》上译介斯宾塞思想的梁启超、译介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的章太炎。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晚清社会学界透过翻译来引介社会学的最重要思想倾向。

晚清两种社会学倾向

这里要谈谈“群”和“社会”的语汇竞争。晚清时期有大量留日学生，大量日本语汇通过他们涌入中国。严复的翻译是直接从西方翻译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和日本的翻译之间有强烈的竞争关系。然而，严复翻译的名词其余几乎全部湮没，其中包括了“群”。严复把society翻译成“群”，但后世典型的翻译却是通过日本而翻译过来的“社会”。西方的society通过日本的翻译转移到中国也有个过程。大约从1870年代开始，日本的思想家开始翻译society，试过不少词，包括“政府”，各种翻译在1870年到1880年之间已经在日本彼此打了一场硬仗。最后，日本学界达成一个共识，将society翻译成“社会”。“社会”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语汇，大约在唐代以后就存在了，但是到了1870、1880年代以后，“社会”才和西方的society之间形成对等的关系。这是“社会”透过日本到中国的情况。

严复翻译之初，把society翻译成“群”。量化统计发现，1904年到1905年之间，中国学界基本上放弃了“群”，大量地用“社会”，有学者认为当时士绅势力的扩展使得对于日本词汇的接纳更加顺畅。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日本翻译的书刊数量太大，所以“社会”这个词汇大概在1905年以后的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固定词汇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50号有一个“新释名”的专栏，详细解释了“社会”概念。严复于同年翻译了甄克斯“AHistoryofPolitics”，书名被译为《社会通诠》。中英文对照的话，应该翻译成“政治简史”。这里把“政治”翻译成“社会”，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社会，只能不断揣摩想象。此外，还要追溯1902年到1903年两个最早的社会学译本——章太炎的《社会学》译本和严复的《群学肄言》。这两个译本是中国社会学的鼻祖。

谈严复必须谈《天演论》。现在收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味经本《天演论》(1896)，是1898年《天演论》正式中译本出现以前的更早的版本，这是严复请吴汝纶指正的版本，上面有吴汝纶的修改意见。味经本《天演论》体现了严复最初接触赫胥黎思想时的反应。而后，吴汝纶给他很多建议，严复删改了很多地方，严复最初的意思也因此逐渐改变。严复还翻译了《群学肄言》，1908年，他将版权转给商务印书馆，直到1919年，至少发行了10版以上。可见，严译的《群学肄言》在清末民初曾广泛流传。

第二个人物是梁启超。他在当时介绍了斯宾塞社会学说，以及日本社会学者建部遯吾(TakebeTongo,1871-1945)的《社会学序说》(译介在《新民丛报》上)。建部遯吾学说的特色在于，尝试将儒家思想与西方社会学(特别是孔德和斯宾塞;与日本同时期学者相比，建部更重视前者)结合起来。

第三个人物是章太炎。他深受美国心理学派社会学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1855-1931)的影响。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原因之一是为了反驳严复的斯宾塞式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社会学。吉丁斯的心理学取向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其所提出的社会的基础是“同类意识”，这种同类意识是促使社会团结的最重要根基。章太炎的思想结合了岸本能武太和吉丁斯的思想，也结合了他自身的民族主义倾向。

因此，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倾向。严复与梁启超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章太炎则采取转化取向。1907年，章太炎基于革命的立场，撰文批评严复翻译的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以及严复于此书所展现的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规划的蓝图。其实，两人对于社会学理解的分歧由来已久，章太炎早在1898-1902年就已酝酿了对于严复的观念的批判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