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录音带的散文

记得小时候，家里曾有一台配有黄皮套的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晚上闲暇时，一家人围住在它的身旁，聆听它的教诲。那时，尚不知何为欣赏音乐，只是极喜欢听电台播放的各种歌曲和音乐。

后来，自己渐渐长大，收音机对我不顶用了，便又做起录音机的梦。

一次从朋友林君那里死缠烂打借来了一台没有了门的砖头式录音机，同时又厚着脸皮央求朋友借我一盘可供欣赏的录音带。记得是扬州歌手朱晓琳的《妈妈的吻》专辑，于是对朱晓琳的歌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虽然周遭的环境开始松动，但还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主宰天下，朱晓琳，程琳的歌就像春风一样吹进了人们刚刚解冻了的心田。有时夜里一觉醒来，我也会情不自禁开机欣赏，要知道，那时候电台夜里是不播出节目的，更不用说能随时可以听自己想听的歌曲了。这样做的结果，也总是惹得祖母不停地对我进行革命的再教育。

然而，那种新鲜和神奇相拥下的氛围没多久就湮没消歇，朋友理所当然地索回了他心爱的宝贝，我心里既苦涩又恋恋不舍的滋味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于是，我发狠攒钱，一定要买一台属于自己的录音机，不久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原因是高中一毕业我就暂停了学业，怀揣着录音机的`梦想，去了一所学校做了代课教师，每个月可挣得二、三十元人民币。大约半年后，一台很漂亮精致的小型美多牌收录机终于抱回了家。虽然它只是一个喇叭，但我已很知足它给我带来的美感音质。

有了录音机，最犯愁的就是录音带了。太平洋影音公司发行的录音带其时要六元七毛一盒，中国唱片总公司和各地方音像公司发行的录音带要五元五毛至六元五毛一盒，可想而知，录音带在当时是一种怎样的高消费了。原打算只买几盒录音带作资本，和别人换着听，可事与愿违，好朋友之间竟没有几个人玩录音机，然而我日益高涨的对音乐的迷恋并没有因此而消退。

一个偶然的机会，市新华书店来了一批特价日本进口的空白ＴＤＫ录音带，我托表哥找关系一下子购买了十几盘，花掉我整整两个月的代课工资。空白盒带要自制成音乐带子需要两台录音机对录才能完成，我不得不再次狂热地为此去寻找和打听同好朋友们的下落。

一次，无意中听说高中同学张君家庭条件优厚。果然，到了他家就犹如进入宫殿一般，客厅里整齐地摆设着彩色电视机，落地电唱机，还有人人都奢望的洋玩意——三洋‘双卡四喇叭’收录机。他哥哥热心地翻出很多唱片和时下流行的录音带，逐一放给我们听。从他家里，我又知道了苏小明，朱明瑛，还有大名鼎鼎的邓丽君，刘文正……十几盘空白录音带没多时便转录一空。

值得庆幸的是，在初阅人世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日子终于来临，顷刻间大量的进口录音歌带溢满了生存的空间。参加工作后，手头上宽裕了一点，我把能攒下的钱都用在购买自己喜欢的录音带上，《贝多芬》一套十盘，《肖邦》一套六盘，《莫扎特》一套八盘；港台流行巨星凤飞飞、龙飘飘、谭咏麟、苏芮、齐秦、林淑娟的录音带蜂拥而至，令我爱不释手。每次外出大城市，总忘不了先要把那里的音像书店跑个遍，不淘到几盒满意的录音带我心里就会空荡荡的。好朋友出差，也总忘不了叮嘱几句，让他捎回几盘某某流行歌星的最新专辑。有时会为没能买到一盘红歌星的录音带而难过好几天哩，录音带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打开抽屉，上千盘自己喜爱的各种录音带映入眼帘，心灵深处似乎有一种满足愉快感，当初购买它们时那种如痴如醉的喜悦情景不由历历在目。

在电视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百姓家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我都会选出数十盘自己喜欢的歌星的录音带，按着自己喜爱的不同风格，编排播放着那一首首如闻天籁的悦耳乐曲，一直聆听到新年的钟声将至。其时，那就是一种幸福。

尽管如今是电脑多媒体的高科技时代，但每每回忆起录音带给我带来的春天般的音律，我的心弦无数次在这样的音符和旋律中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