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三篇散文

　　一、行乞者

哪怕是晴天也别想看清太阳，太阳藏在天空的灰尘背后，好像是被夸父追到灰尘后面去的。天空压得很低，很久没有见到一片干净白亮的云彩了。

不过阳光依然可以穿透灰尘，穿透那些看着像云彩一样的虚假屏障。

天桥上有几个行乞者，他们上半天守在天桥的左边，下半天守在右边；因为阳光上午晒在右边，下午晒在左边。我说的是夏天。秋天和冬天他们追着太阳跑，用夸父的万分之一的速度左右移动。

行乞者都有一只碗——这是废话，他们当然需要一只碗——摆着，或者端着。他们在天桥上来回走动，或坐在某个角落，很少抬头看天，不管那里的太阳是高是低，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对阳光的喜恶也不明显，不喊冷也不喊热，虽然他们会追逐阳光，但也会避开阳光。天气实在太热了，他们就脱上衣，露出经年不洗澡的疙疙瘩瘩的肌肤。

行乞者驻守的天桥旁边有个宽敞的空地，立着高大的围墙，缺口处和四周堆满垃圾，从前有客车在那里停顿，现在客车停在外面的路上，围墙里臭烘烘的。只要站在天桥上，就会时不时看到几个人立在光天化日下解手。小孩子的粪便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是一个近视眼，建议不走围墙边的小路。但是行乞者毫不在乎那空地上飘来的臭味，他们守着这个天桥就像守着一块风水宝地。

有时天桥上会多出一个新来的行乞者。她是位学生打扮的年轻姑娘，背着背包，长头发，低着头，面前写着“求6元路费回家”。她隔一段时间就来，所求的路费2元起价，最高15元。她低着头，我看不到她的模样，但通过那黑亮的长头发，我想象她是一个清秀的姑娘。最初我没有将她列入行乞者的行业，我认为她可能真是需要帮助，那么给她6元回家，回家就好了。可是她回家几天又来了。

有人说，她比别的行乞者更高明，她抛开了一切行乞者所必需的条件，比如一只上了岁月的碗她也不需要准备。他们猜她的背包里一定有几根粉笔，那东西比碗可轻多了。而且粉笔写下的字可以擦去，不像碗，那样的碗一旦端在手里，就只能一直端在手里。粉笔写的字就像人们刺在身上的纹身，为了某一时刻的需要将它刺在身上，等不需要的时候再去洗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女孩擦去她写在天桥上的字，然后在别的什么地方与我相遇，那时她抬起脑袋，我一定认不出她。这样想来，她确实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

我对端碗的行乞者更注意，虽然那位年轻姑娘的粉笔字写得比我好，我的目光还是转移了。

端碗的行乞者有时收入火爆，人们会很奇怪的在同一天大发善心，看见前面的人往碗里放钱，后面的人也跟着准备。直到那只碗满当当的，使那位行乞者看上去像一个暴发户，比谁都富有的样子了，人们才想起来收手。不过这种火爆的场面并不会使行乞者特别激动。

他们也有相当惨淡的时候，碗里只有一块钱引子，从早晨到晚上，没有讨着一毛钱。这个时候他们也非常懒散，靠在哪个栏杆边，仰头张着嘴睡觉。

秋天时，我将注意力锁定在一个中年行乞者身上，他和那位年轻姑娘一样懂得变通，他不会死守着天桥。他会端着碗一路晃着走到天桥对面去。那儿有一家银行和一家大型超市。我看见他上午守在超市门口，下午守在银行门口，晚上才回到天桥。天桥他是必须回的，这地方已经像他的家了。他守在银行门口的时候多。超市门口有保安会驱赶他。

银行门口比天桥确实热闹十倍，那儿有理发店和手机铺子，成天放着高分贝音乐，他坐在这地方也不容易打瞌睡。

那天秋凉，我看见他将衣服脱来拴在腰上，也许那段时间他得了什么病，身上全是疙瘩，就像山洞里的石疙瘩那样，由于皮肤黑黄，那疙瘩看着令人心里发麻。这样一种惨状却没有多少人给他钱，人们绕道而走，目光落在那些疙瘩上立刻就转开了。

这位满身疙瘩的行乞者后来一直满身疙瘩，似乎那些疙瘩会在衣服下使他难受，所以他干脆不穿衣裳。一年四季除了冬天身上裹一些乱七八糟的破布，春夏秋三季都光着身板蹲在天桥上。由于在银行门口和超市都讨不着钱，他只好回到天桥，在这个地方时不时有人弯腰朝那只破碗里扔几个硬币。

时间一长，行乞者身上的疙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有的甚至细溜溜地悬挂着，风大一点还能将它们吹得像铃铛一样晃荡。有时我怀疑听到了他身上肉铃铛的响声，类似于纤夫们的号子在天桥上的风中回响。不过我不能确定，那段时间我神经衰弱，失眠多梦。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见那位行乞者，我想他大概去看病了。自从他身上的疙瘩多起来之后，天桥上的人也不太愿意给他钱。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又来了。这回他换了位子，不在天桥顶端乞讨，而是坐在天桥往下的台阶上，堵住了人们下桥的路。他坐北朝南，矮趴趴蹲在那儿，人们当然不能一脚将他踢到桥下，无论他多么碍眼也不能。人们走到他背后便抬脚去了另一边的台阶。

他身上沉甸甸的，面前的碗却空荡荡。

而一直本份行乞的另一位老人，他的碗就像一片庄稼地，庄稼不好不坏，也就是说，他作为行乞者的生活也不好不坏。他常年穿一件黑色外套，无论春夏秋冬，他都不会像那位满身疙瘩的同行一样将自己残酷地暴露在那儿。人们有时候可以接受天上的虚假云彩——因为虚假的`云彩遮不住阳光，人们需要阳光，阳光是万物之灵——但不会接受像天桥对面那样恶臭的场地，那股臭气简直让人绝望。在我的猜想里，这位年老的行乞者非常了解人心，其实他可以去算命，等到某一天他的胡子足够长，皱纹足够多，那么就可以买一副黑框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在那儿也写上几个字，当然不是“求6元路费回家”，而是写上“神通广大”的字样。

但是他目前只能当行乞者。

　　二、手艺人

我每天要从天桥上经过，去那边的超市购买食物。天桥上坐着一个手艺人。他每天都在。

手艺人主要编织玫瑰花和昆虫之类，玫瑰花编得栩栩如生，昆虫编得活蹦乱跳。他面前的竹篮上插着已经编好的成品，正好是路人伸手可摘的高度。手艺人坐在这些玫瑰花和昆虫的后面，人们最先看到的总是他的编织品，第二眼才会看见他。有时甚至没有人看见他，人们只欣赏到那些玫瑰花和昆虫。路人看到这些活灵活现的东西总是大加赞赏，这些昆虫和玫瑰花给了他们好心情，然后他们面带微笑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开了。

你一定认为手艺人的眼光是失望的，不，他毫无表情。他看着路人离去没有丝毫失望的样子。他只微微抬了一下手，把新编成的昆虫放到那些成品中去。

手艺人脚下摆着半成品和一捆编织用的半青半黄的叶子。我称它们为叶子。这是他每天必须摆在那里的材料。我每次走到天桥的一端，老远就将目光锁在这手艺人身上，有时他手里正拿着一片叶子摆弄，有时坐在马扎上打瞌睡。他身材偏瘦，肤色黑，穿一件灰白的衣裳，由于经常坐在马扎上也就不知道他的身高。他生意极差。在我观察的那些日子，没见他卖出一朵玫瑰或一只昆虫。

在我看来他是个失败的生意人，虽然勤勤恳恳，但所干的一切好像与生意毫不相干。他摆在天桥上的不是生意，倒像是一片风景。他不会像其他生意人那样去留住每一个观看的人，并且大费唇舌将他的成果推销出去。他不会这么干。他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会编织的雕像而已。

那天风和日丽，手艺人戴着草帽。我被他的装扮吸引了。

“多少钱一只？”有人走过去，拿起一只昆虫问他。那人显得十分高兴，大概是因为这手艺人今天戴了草帽。

“十元。”手艺人掀开草帽回答。他只说了这两个字就不做声了。他在忙碌地编织另一只昆虫，那昆虫已经有了半个身子。

“不能便宜点吗？虽然很像，但毕竟是假的。”客人脸色有些阴沉，明显是对手艺人的态度不满意。

“不能便宜。”手艺人摇头，然后就不再理那客人。

我想到卡夫卡的那些“饥饿艺术家”，我猜这位手艺人与那些饥饿表演者一定有着相同的爱好。并且他们都一样固执，饥饿表演者在被人猜测他可能吃了东西时，会十分无辜，要求延长表演时间来证明他滴水未进。那位客人在说这些昆虫和玫瑰花不是真东西的时候，这位手艺人与那些饥饿表演者一样投出一股委屈而又严肃的目光。不过他毕竟是在天桥上，他的身份也不是饥饿表演，所以他只是把那位客人晾在那里。

我有时也为他这种对待客人的态度着急。他来这里摆摊好像不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表演他的手艺。也许有一天他会编一只笼子将自己装起来。不过暂时他的摊子只有这些昆虫和玫瑰花，他的头上也只多了一顶帽子。

毕竟他不是真正的饥饿表演者，到了中午，他和天桥上所有的生意人一样，手中都端着一只塑料饭盒。他们的饭菜来自对面那条巷道两边的小摊子，那里有一群人常年卖着炒粉和廉价的砂锅米线之类。

他戴帽子的这一天吃的是炒菜，四季豆炒肉。我看得比较清楚。这是我这么久以来见到他伙食最好的一次。

我在他对面站着，偷偷望着他手中的盒饭。他将饭菜很快吃完，还用舌头舔了一下盒子。这个动作让他旁边的算命人笑了一下。我注意到，这个算命者的生意算不上太好但也不是太坏，像四季豆炒肉这样的盒饭他一星期可以吃两次。因为从天桥上路过的人也许没有心思买玫瑰花和昆虫，但他们愿意坐在算命者面前伸出左手或右手。

“自己编的吗？很好看。”等手艺人吃完饭，我走过去，很冒失地赞美他的帽子。

“瞎编的。”他擦一下嘴巴，捡起放在脚边的矿泉水喝了一口。那水用来浇花，也用来洗叶片上的泥巴。

“你可以编帽子。买帽子的人多。”

以广东的气候，卖帽子肯定比卖玫瑰花和昆虫强。

“我喜欢编它们。”手艺人指着昆虫和玫瑰花。也许他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显得有些慌张，这一慌张就不由自主把帽子摘下来了。他秃顶。剩下的头发数量也很糟糕。

我在昆虫和玫瑰花面前站着，它们被风吹得想要飞走。也由于这风，昆虫和玫瑰花更加好看。手艺人始终没有问我想不想买它们，他对待我和对待所有人的态度一样，别人问一句他才答一句。这种态度有点像大自然对人类，你是这样看他，他是那样看你；也许你觉得他冷漠无情，但他却可以编织出这么多情的玫瑰和活生生的昆虫。

可是他一点生意也没有，他说他喜欢编织昆虫和玫瑰花，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守候和编织。我很想对他说，你编织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只看不买。人们会觉得在天桥上看与放在家中看没什么区别，反正天桥天天要走，这玫瑰花和昆虫也可以天天看到。在这样的天桥上，人们喜欢看昆虫和玫瑰花就和他们喜欢去哪个地方看免费的猴子表演一样，他们很稀罕，却不可能将猴子牵走。可是我没有机会说这样的话。手艺人根本不理我。他又摸着两片叶子在手中缠绕。

他的昆虫和玫瑰花没有被我们买走，好像被上帝买走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以为手艺人最终会因为生意惨淡而搬走。可是没有。不过他的摊子有了一些变化，在那些昆虫和玫瑰花之间拴着一些小人儿，那些小人儿的手都可以摇晃出声音，他坐在昆虫和玫瑰花背后，像招魂一样摇着那些小人儿的手。

也许他根本不是什么手艺人，他是招魂者。

　　三、蓝帽子

我们要去长隆欢乐世界旅游。

这是雾气沉沉的早上，我和丈夫走在“官厅”旁边的巷道里。我们遇见一只老鼠和一只猫，那只猫我们喊它“黑眼睛”——我写了一篇关于“黑眼睛”的小说——那只耗子我们称它为金格先生。它们对立站在巷道两边，它们之间隔着雾。我和丈夫之间也隔着雾。现在这天气越来越坏，雾气把每个人都隔开了。我睁大眼睛，发现眼睫毛粘着雾水，把我的眼皮压得快要掉下去。但我的眼力还不算太坏，我看见他的胡子这一天刮得非常干净，搭配上我前几天给他购买的雅戈尔保暖衬衫，看着还蛮清爽的。这一天他一点也不像个工人，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看上去书生味十足。

我来东莞三年，三年来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唯一没有和他一起走这条他每天必走的上班之路。这条路他走了七年，每天一个来回。路上有个墓园，修得清静雅致，他每天要穿过这片墓园去上班。这条路不算长，可是每天走也不短。我气喘吁吁跟在他后面。

经过那片墓园时，我把目光锁在脚下，心里凉飕飕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看了一眼这片墓园，树林下摆满了罐子，一个挨着一个，这地方和我想象的样子相同，风景虽好但荒草萋萋。也许它本来就应该荒草萋萋。一个中年男子甩着胳膊在墓园的台阶上上下下锻炼身体。我猜他每天都来，因为他上下台阶的脚步娴熟，好像那儿的每一颗石子他都知道怎么避让。

我们离开了那片墓园，它在我们身后很远了。我扭头看了一眼，那中年男子还在墓园的台阶上跳来跳去，我收起心情，也投入到这次旅游的状态中去。

我们到了厂区门口。我第一次看见他上班的地方。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他的同事。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有人手中端着一碗街边买的炒面，站在旅游大巴旁边吃得津津有味。灰尘就在这所厂房的旁边飞扬，那儿正在修路。往常我在夜市上看见他们都穿着蓝衣服，有些疲惫但又无限轻松的模样走在街上，或者坐在哪个烧烤摊喝啤酒。

“嫂子。”他们之中有人这样喊我。有人咧嘴笑一下，表示招呼。

我认识的那个四川老乡端着面条在一棵树下吃，他头也不抬，有点狼吞虎咽。他知道我在写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要和我讲一讲他的往事，但希望我尽量给他写得帅气潇洒，因为他还打算找个人结婚。他前一段婚姻破裂了，家中有个留守儿童。三年来我在他的腾讯空间看见三条类似的短讯：明天儿子6岁生日，可惜我不在家，祝他生日快乐，儿子，爸爸这辈子对不住你。

他今天穿着休闲黑西装，吃完那碗炒面之后看上去风度翩翩，很有几分潇洒之相。他好像没有看见我。我坐在旅游大巴上，隔着一道雾蒙蒙的窗玻璃。

我在车上等着我丈夫的同事们，他们还在不断赶来的路上。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工业区，不断有人来上班。与我丈夫上班的厂子挨着就是另一家厂，差不多全是女工，她们下穿不太合身的灰白裤子，上穿蓝色工作服，等她们把自行车停好以后，就从塑料袋拿出蓝色的帽子往头上戴去。这时候她们看上去身材肥大，面无表情。她们经过那道厂门，稍稍停一下脚步，不用抬头地将手中的上班卡照到那个机器前。

“都到齐了吗？”有人上车点名。

车子开动了。

途中，导游给每个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和一顶蓝帽子。这帽子和刚才那些上班的女工戴的帽子差不多，无非是前面印了这家旅游公司的名字。

他们之中大多人把帽子戴了起来，我顺着过道望过去，全是帽子，虽然不很壮观，但这么多帽子看上去也很惹眼，那帽子下的每一张脸都笑眯眯的。他们有些人在高声说话，有些在听导游从那支破响的喇叭里发出的声音。

我睡着了一会子。等我醒来已经到了景点。太阳已经出来，雾气没有之前那么浓。所有人都下了车，蓝色的帽子走到广场上，手中都拿着免费矿泉水。

他们在景点门前拉开一条公司准备的横幅，前面是公司名字，后面是某景区一日游。所有的蓝帽子都站到那横幅后面去了，他们抬头挺胸，阳光照亮了帽子也照亮了帽子下面的笑脸。

这是个近期大力宣传的景点，里面花花草草，桌子椅子，踩高跷，十环过山车，剧场等等，专等着这些蓝帽子前来享受。

一进景区，帽子们就走散了。不过是三五成群地走散。我和丈夫时不时看见几个帽子，那帽子已经不戴在头上了，全部挂在他们随身带来的背包带子上。一个包上挂好几个人的帽子。这些不戴帽子的人因为不穿厂服的缘故，精神抖擞，声音响亮。我不认识他们，但我只要见到别在他们身上的蓝帽子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那些帽子是他们的标志。就像我的肤色是我来自大山的标志。我看见一两个蓝帽子就赶紧跟丈夫说，看，你的亲戚。

帽子们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这个景区设计的游戏玩得差不多了。我跟着他们到了十环过山车脚下，看见他们把帽子压进裤兜或托给别人，然后坐上那架过山车，在空中去大喊。他们大喊的声音从空中轨道掉进我的耳朵，有些人声音苍老，像在夜市上匆忙喝下去的啤酒的咕嘟声，有些人声音还算年轻，但音色断断续续，像常年熬夜加班时发出的疲惫叹息。

我想听一听我丈夫在过山车上发出的大喊，他虽然之前在诗歌中大喊过，但那些声音的力度穿透了纸张但没有被更多人听到，他是内敛又信心不足的人，他的诗歌的喊声只让自己一个人听。这就像我当年在山间放羊，我大概想让山外的人听到我的声音，所以趁有风的时候就会站在那些悬崖上大喊，可是听到我声音的从来就只有羊群，而且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又不想喊给他听了。我丈夫大概也不想喊了。这十多年他终日上班，想在诗歌中呼喊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了。我想今天他是游客，这个日子是专门让他来大喊的，于是我怂恿他去坐过山车，像这个城市众多的青年那样用最疯狂的速度把声音从胸腔里喊出来。那些轨道上发出来的声音的故事，是可以让轨道下面倾听的人有所感触的。至少我会有感触。我是一个晕车的人，我害怕过山车的速度，所以我没有这个机会到高空去大喊。我想他可以替我实现这个愿望。可是他没有坐到过山车上，他在那里傻乎乎排了一会子队，快到他时竟然拎着那顶蓝帽子回来了。

“为什么不坐呢？”我问他。

“算啦。”他仰头望着空中轨道。

后来他去坐了摩托过山车。这也是我怂恿的结果。我站在那轨道旁边的地方认真听他的声音，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无法在众多的声音里辨别他的声音，就像他们一旦戴上蓝帽子，所有人的面孔就都是一个样子。

很快他从另一个出口下来了。走路有点晕眩的样子，但情绪高涨，脸上还挂着摩托过山车上留下来的紧张感。

“太快了！比十环过山车还快！”他声音比之前高两倍。

“你喊了吗？”

“喊啦！这么快的速度，不喊出来心里会难受。”

这么快的速度……我联想到青春的速度，十多年如过山车一样的速度。他回忆给我的他年少时候的样子，那时不像现在胡子拉碴，那时一天上十二小时夜班真不算什么事情。

我们找了一张石桌子坐下，在那里说了很久关于摩托过山车的速度和那途中的呼喊。

午饭时间，所有的蓝帽子又聚集在一起了。他们拿着旅游公司提供的免费餐券去打饭。饭盒里有几片莲花白，一块鸡肉，一根火腿肠和几块油煎土豆。他们一致夸赞那盒饭的味道比食堂厨师的手艺好。

到下午四点半，这场旅行就到了尾声。所有的蓝帽子都走出了这道景区大门，我也跟着走了出来。我看见他们之中有些人还很怀念，不停地回头看那景区里面正开着的鲜花。我突然觉得，那些鲜花就像他们的青春年华，在那高大的门墙内茂盛地开着，可是他们必须离开，谁也不是这鲜花永远的主人。

我们回来时天已黑尽。旅游公司分给我的帽子被我忘在车上，只有丈夫还戴着他那顶帽子回到房间。他将它与工作服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