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小说《鱼王》读后感

文章导读： “……雪地，空旷，寒风，暴风雪——不论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你永远也不会对它们习惯。能使人感到温暖的，只有对春日和夏天的梦想。下面是语文迷小编收集的 《鱼王》读后感，祝您生活愉快

　　【篇一】《鱼王》读后感

俄罗斯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着实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80年代，苏联文学再次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作家们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探索的热情空前高涨。作品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许多作家更加注重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观、人性进行深度探索，他们对人生的价值、生存的意义以及人类的命运进入了深层次的思考，并把这些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表现出了道德探索的深度和广度。显然，在同类作品中，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最具代表性。

《鱼王》的独特性在于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熟练的将散文与小说融为一体，使其具有散文的抒情与哲思，又有小说的诸要素及艺术表现方式，只不过阿斯塔菲耶夫在创作这部作品上将“自由”做到了极致。小说由十三篇中短篇小说组成，既独立，相互间又千丝万缕，其间有些故事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有些则是他的所见所闻，没有刻意营造出一部长篇小说的庞大结构，也没有精心雕琢每一个故事情节，散散淡淡，似小说，又似散文，看似随心所欲，却又在故事的内核中体现出思想的深邃。整部小说无一不是阿斯塔菲耶夫个人最独有的经验、情绪、内心、敏感与想象的结合。

阿斯塔菲耶夫用最有情味、富有美感的的语言描述出原始森林、叶尼塞河等自然环境的质朴，行文之中，能感受出他对大自然饱含着浓烈的深情。他的心绪与天地万物相融合，但凡自然界里的一切生命，在他的眼里都是美丽的，也是值得敬畏的。反观他小说中的人物，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则体现出了人性暗黑的一面，与质朴纯净的大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然的无私，人类的自私，在这部小说里随处可见，也不断地引发人们思考因与果、善与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命运姿态。比如一直缺席，最近才收录到这本里面的《没心没肺》一篇中，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三个诺里尔斯克逃犯就将恶与善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阿斯塔菲耶夫也抛出问题，让读者思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与环境中，为了生存，是否应该置道德、人性于不顾，任意烧杀抢掠，甚至杀同伴吃其肉?小说中，谢雷和什梅尔“恶”得没有底线，人性泯灭得彻底，他们基本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的信念就是不择手段的生存下去。而另一个坡脚逃犯在被维索京和“我”父亲救助收留后，又被抓回了劳改营，后来，他为了救下一个少年，夺走押解员手中的枪，打死了押解员，最后跳崖自杀。显然，命运并没有善待这位善良的人，反而让两位恶者不知所踪，善与恶的因果并没有得到最好的诠释。可是，在我看来，阿斯塔菲耶夫早已用含蓄而有富有寓意的笔调将恶人的命运昭示出来了。不是命运不公，只是时候未到。他写坡脚逃犯的死，壮烈而震撼人心，其目的是将人性的善无限放大，告知世人，牺牲自我拯救他人是一种极大的善，而这善并非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可正是这样的善能战胜世间一切的恶。

同样，在其他几篇中，善与恶、因与果依然裹挟在每个人的命运之中。比如，《在黄金暗礁附近》一篇中，狡猾胆大的渔夫柯曼多尔多番躲过渔场稽查员的追踪，却没能躲过心爱的女儿被开车的醉汉撞死的命运。再如《渔夫格罗霍塔洛》中凶悍聪明的格罗霍塔洛对自己的捕鱼师傅库克林见死不救的冷漠，令人发指。可他借着酒兴对着夜空大喊故去的母亲，又让人动容。对于这个人性逐渐泯灭的渔夫来说，故乡和母亲怕是他生命中仅存的一点善念了吧。此生，他的命运跟行尸走肉也相差无多了。

然而，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章中，鲍加尼达村里渔业捕捞队的大部分渔民用一锅锅滚烫的鱼汤拯救了卡西扬卡一家人的性命，也拯救了其他暂时没有人赡养的孩子的性命则是人性“善”的体现。鱼汤给阿基姆(卡西扬卡的哥哥)留下了幸福的记忆，也让他养成了乐于助人、重承诺的善良性格。因此，在《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章中，与自私的大学生戈加·盖尔采夫的恶相比，阿基姆人性中的善被放大、得到了更深的体现。

阿斯塔菲耶夫热爱自然，他笔下的故事似乎也意在遵从自然。每个人的命运轨迹没有人工凿饰的痕迹，都是天然而成，不论是悲，还是喜。就像《鲍加尼达村的鱼汤》里阿基姆的母亲，她的存在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种体现。她生性善良，热爱生活，也热爱自己的孩子，她从不刻意去追求婚姻，骨子里带着一种无私、顺其自然的天性，遇到喜欢的男人就在一起，怀孕了就生下来……从某些方面来看，阿基姆的母亲就像大自然的化身，阿斯塔菲耶夫借她来寓意自然，而那些男人则是人类，自然是无私的，也是慷慨的，它们向人类提供了他们的所需。可自私的人类是贪婪的，他们不断地索取，也不断地毁灭自然，再次体现出人性中的“恶”。在生了七个孩子，怀上第八个孩子后，阿基姆的母亲吃下了黑色火药(打胎)，身子骨彻底的垮了，终于死去。这个始终按照自然本性而活的善良女人终究没能逃过被男人过度索取后，被迫自食恶果的命运。

阿斯塔菲耶夫曾说过，“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为善，而文学家的真正的和最高的使命就是理解这个善;肯定它，使人不要自相残杀，不要杀害人间一切生命。”然而，《鱼王》这部小说，在质朴、唯美的原始森林中、叶尼塞河里却让人真真实实看到了残忍杀戮的存在。显然，阿斯塔菲耶夫是想用最直接的“恶”来提醒人们，良善的重要性，它是生而为人的一个重要道德标准。否则，这与禽兽有何分别?

　　【篇二】《鱼王》读后感

作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鱼王》中的13个故事每一个都可以相对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融合映现出上个世纪的西伯利亚。像西伯利亚纯净而神秘的雪，《鱼王》的故事情节看似简洁却又让人着迷，描写中不乏隐喻，反应了作者对于人类与自然，道德与规则的深刻思考。在小说中，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冻土带的河流中有鱼，原始森林的冰雪上有人们走过的痕迹，极地圈周边的蚕忙着编织完美的茧，所有的日子都从它的肚子中流逝，时光是静谧的，也是流动的。

楚什镇的人们爱吃新鲜的鲟鱼，再往北方一些，人们爱吃的是凹目白鲑、马克鲟鱼和聂丽玛鱼。若是随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往西伯利亚深处走去，将故事里的坐标串联成一幅地图，我们便不难发现，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喜欢吃的食物和口感都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是与当地渔业打捞的生态环境所统一的：在西伯利亚，人们感恩自然的恩赐，自然赐予当地人什么食物，当地人就喜欢吃什么食物。

楚什镇的年轻人常常聚集在码头，镇上的老住户曾在这里对“我”解释楚什镇的名称源于一道名为“楚什”的菜肴，而据“我”推断，楚什镇的名字应当来源于春日里牡鸡的叫声，听起来很像“楚——什!楚什!楚什!”但无论怎样，这个古老村庄的名字都令人难以忘怀，饱含着人们对自然的眷恋与热爱。

自然是所有人类的故乡，一旦故土发生变化，人类自身必然也会面临不可预知的状况。上个世纪，由于水电站、铁路等工程的大量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在自然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被欲望驱使，对自然予取予求，有人努力找到善与恶、自然与道德的平衡点，并以此制衡着自己的生活。《鱼王》的故事中，贪婪自私的人们几乎都受到了自然的惩罚，在《白色群山的梦》中，极度自负且道德沦丧的大学生戈加·盖尔采夫受到了惩罚，而她女伴口中那个善良的“好人”阿基姆则被自然与命运眷顾，即使身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也得到了直升机的救助，帮助他与称呼他为“好人”的姑娘离开了危险重重的地方。

西伯利亚曾是苦役、政治犯和战俘的流放地，在《鱼王》首次收入的《没心没肺》中，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着力刻画了几个逃犯的形象。身体健康的逃犯为了活下去泯灭人性，不惜吃掉同伴的肉，而极力维系着道德底线的坡脚逃犯则在艰苦且几次险些丧命的逃离后，被捉回了惩戒营。最终，坡脚逃犯杀死了欺辱戏弄少年的押解员，而后自杀。逃犯的生活充满秘密，但对于坡脚逃犯，“我们”却很了解。在被“我们”收留期间，他讲了许多令人迷茫困惑却又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提到一个被殴打、关禁闭、被饥饿所困几乎失明的老哲学家，说他宣称“我是囚禁不了的。是你们永远地被囚禁……”坡脚逃犯不是哲学家，他以死亡的方式逃脱了被囚禁的命运，扼制了在惩戒营中的恶，得到解脱的，是他淳朴善良、热爱自由的本性。

小说中，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提到了老西伯利亚人出于对自然的敬重和畏惧而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与传统习俗。它们几乎被人们遗忘，却又在危险的时刻映入脑海，在甜美的时刻让人感知到自身的渺小与命运不可更改的轨迹。

渔人与莫斯哥人在原始森林中爱上了对方灵魂中的善良、纯洁与宽容，然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感觉着同样冷清的空气，听着同样频率的风声，却从没有在清晨的同一秒钟醒来。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人们的思想、生活习惯和对自然的敏感度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有着极大的区别，城市与乡村的人意外相遇，发生一点交集，而后各归各位，在各自的环境中过各自想象的生活，或许也是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一点善意。

在最后一个故事《我找不到答案》中，“我”在曾经熟悉的道路上迷了路。

城市人烟稠密，旧的街市有了新的名字，往日的时光随着生活的标志渐渐黯淡，“我”对这座城市最清晰的记忆全部和鱼有关，写“这是毁坏的时代，也是建设的时代，这是哭泣的时代，也是欢笑的时代……”

覆盖在土地上的城市终究不够真实，总有一个人要来刺破自己的伤口，以血书写，王小波对《鱼王》的喜爱并不算偏爱。俄罗斯人从未终止关于人类与自然的思考，并将之书写成章。 亚历山大·格里戈连科 在《 泰加林人的故事 》赋予主角以幻境来醒悟，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则以现实泅渡人物，在这一条河流上，善与恶、欲念与平衡是人们航行的桨。

人类从未超脱自然而存在，自然的良善与宽厚全部与人无关，而人们的善与恶都躲不过自然的眼，住在西伯利亚空旷寂寞的雪中小屋，猎人平静地疯狂着，像时光洪流中的一个符号，自然会根据人类用善恶写出的诗篇，做出死刑的判断。

　　【篇三】《鱼王》读后感

作者写作的年代，与苏联的崩溃时间，之间相距二十年左右。我们可以说，《鱼王》是苏联晚期的一部作品。

那么，当今天我们有一个明白告示，告诉我们，在《鱼王》出来之后的二十年之后，这个帝国大厦就轰然倒塌了，我们必然会想起什么?

我们本能的选择是，要在这本小说里寻找到二十年后一个帝国瓦解的蛛丝马迹。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苏联后期，苏联的文学作品的标志性作品，都有向远东地区倾斜的趋势。当时，前苏联最知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一名吉尔吉斯族作家，而吉尔吉斯与中国仅仅隔着一座帕米尔高原，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写到了我们中国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天山山脉，而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文学的熏陶与滤境作用下，作者笔下的异域风情，也带上了俄罗斯文化艺术骨子里烙印上的那种时间停滞的忧伤感。显然，尽管艾特玛托夫小说反映的地域，离我们中国更近一点，但它折射出的社会精神内质，却典型的是苏联的。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远东地段的风情风貌，还是苏联主体文学的一个补充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后的苏联文学，却有视角东移的迹象，往往通过远东土地上的微妙的风情变化，来观察苏联大厦的破裂与震颤。最典型的标志是，反映修建通向库页岛石油管道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及描写库页岛二战后苏联人重新回到岛上从事捕鱼生产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都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一个边缘地带的补充，是为苏联的文学大厦添砖加瓦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不同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学作品，俨然成了苏联文学众首翘望的顶峰，艾特玛托夫笔下的远东边缘地带的每一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苏联文学界的连琐波动。阿斯塔菲耶夫也应该属于苏联后期文学的这种奇怪的“风向东转”背后的一个风云人物。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苏联后期文学之所以将目光移向莫斯科的身后，转向苏联的亚洲板块，实在是因为在这块被命名为“远东”的后花园里，更无限于接近于自然，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一种“天人合一”哲学意味，可以更明白地看清苏联整个帝国出现的隐秘裂纹与症结所在。就像《红楼梦》中，在前宅大院里看到的是一片歌舞升平，而哀音出现的地方，正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后花园位置的大观园，哀被华林的不祥之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因为那里，更贴近自然，可以非人力地感悟到自然的真实的波动与走向，传达着人事中被隐藏了的真正的启示与告诫。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吉尔吉斯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这里展现的一片宽广的大自然，能够更敏锐地感应到一个体制的微妙的变化与走向，可以洞观到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危机所在。就像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呈现的那样，尽管小说里描写到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自然的舞台上，掠杀生灵，但人类的自身的灵魂，却已经朽蚀，人类越依靠武力与强权展示自己强大的时候，却被证明从另一个方面被掏空了灵魂，蕴含着瓦解的因子。

同样，我们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的叙事策略。在《鱼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远东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上，最大的社会困境是一个社会已经没有信仰，人们精神空虚，没有什么能够支撑着人们在那片浩大的土地上继承生存下去的勇气与理由。

小说里的父亲，原来是一名参加卫国战争的炮长，头部受伤，退役回到了家里。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英雄气概，整天嗜酒如命，甚至把集体的钱换成了酒，挥霍一空，最后被判刑。而在小说里，酒鬼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苏联解体前夕的一场失败的治国行动，就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禁酒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无疾而终，当一个社会必须依靠酒来调节民众的精神指向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可救药的顽疾也可以说是昭然若揭了。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里写到了苏联的贩毒现象，与此有着相同的内在肌理。一个帝国，一个王朝，一个社会，一旦走上下坡路、开始一蹶不振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麻醉剂、兴奋剂来提高自己活下去的兴趣与动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发生背景里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社会的信仰缺失?在新版本上补上的那一篇《没心没肺》中，我们看到，支撑着那个劳改犯知难犯险、一意孤行地不断出逃的原因，是想跑到莫斯科去，进见斯大林，告诉斯大林发生在劳改营里缺失人性的暴行。去见斯大林，这是一个美丽而宏伟的理想。在苏联的小说中，“为了斯大林而战斗”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在苏联著名小说《磨刀石农庄》中，小说里的人物，最高理想，就是去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农村的实际情况。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大胆陈辞，状告农村里发生的暴力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从而阻止了逆行的发生。这一切，都显现出斯大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巨大存在。但在《没心没肺》中，那个抱着坚定信仰的劳改犯，终于没有冲破重重追捕，最终还是死在了劳改营里，他在奋起搏击、打死了一个灭绝人性的看守之后，高呼着“斯大林同志万岁!”走向了死亡。这名逃犯死于自己的信仰，但信仰并没有拯救他。这个章节在整个书中过分明显的政治抒写，恰恰隐含了为什么信仰丧失的终极原因。

《鱼王》的世界里，呈现出的是一种人类信仰丢失的一片真空。

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节中，写道：“母亲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有一个信仰，指望在冥冥之中临到支持。……她没有地方可去，只能乞求于上帝。”在《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中作者写道：“信仰的力量能激发毅力，生命不朽的信念帮助人们庄重地离开人间，走向另一个世界。”可见作者在书写中，始终明确着信仰在人类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而现代人的困顿，恰恰是信仰丢失后灵魂的空白。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凝聚人心，所以暴力执法便成为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在小说的多篇章节里，都描写到稽查人员与偷猎者之间的猫与老鼠的博奕。而作者的站位，显然是站在老鼠这一边，因为作者的逻辑是，当猫用暴力肆无忌惮地展现出它的爪牙的时候，那么，无辜的老鼠因为它们的弱者身份而具有了同情的理由。《达姆卡》中描写了有一点像我们阿Q的达姆卡因偷鱼而被渔业稽查站的人抓了一个“现行”，并被那些行政人员搞得半昏迷状态，放了回去，之后他破罐子破摔，重操旧业，喝酒，寻欢作乐，直到拒绝支付罚金被送上法庭做了牢。暴力执法的结果是“稽查越严格，鱼在水底深处就死得越多。”(P196)。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但我们并不陌生的悖论。在《黄金暗礁附近》中同样写到了一个挑战稽查员的渔民柯曼多尔，他成功地摆脱了稽查员的追捕，但回到家里，却发现爱女死于车祸。如果说前一篇中达姆卡是逆来顺守地得过且过，那么，柯曼多尔的抗争，却换来的是自己生活的巨大不幸，遭受到了自己所作所为的残酷惩罚。《渔夫格罗霍塔洛》中，命运线同样万变不离其宗。捕鱼时，渔夫被稽查员活抓，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房子发泄，被捆了起来。

这些特写式的人物在小说里勾勒出的是作者如出一辙的意念。他们都统一地受到人类社会的暴力对待，所以，他们转嫁了他们的暴力力量，而作者在小说里用以反衬的主题，就是大自然在开导与启蒙着这些被信仰抛弃了的人灵魂。

在信仰缺失之后，极寒之地的艰难生存状况，注定无法留住人迹，大规模的人的逃亡与撤守，便成为小说里向我们揭示的另一种时代的萎顿状态。我们看看，小说里提到的一个靠近楚什镇的名叫克里弗利耶克的村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一个移民的车队经过这个地区，聪明的首领带着大家往北，一看到这块乐土就让车队停下，下令在这里建立家园。”(《在黄金暗礁附近》)。1932年是什么概念?是苏联大饥荒之年，但是这个不幸之年，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了一个西伯利亚小村庄的开创之年。而在作者描写到苏联七十年代，却是“集体农民举家迁徙，离开塞姆河，远走他乡，迁到叶尼塞河。接着是细心谨慎的渔民和猎户也步了农民的后尘，行动更谨慎、更诡秘的旧教徒也都远走他乡。”(《黑羽翻飞》)。当年热闹的互助友爱的村庄，消失了，留下了一个个森林中的残骸，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小说里道出那份人类从原始森林失守的无奈与忧伤：“但凡年轻一点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作者一方面指责了三十年代那个缺少人性的政治由头，但是作者不得不以更加无奈的笔触描写了信仰丧失后人类一道道撤守自己的防线，这显现出作者叙事上的一种矛盾。旧有的年代，不管人们出于什么的动机，来到了密野密林之中，但毕竟让这里出现了人迹，创造了拥有生命活力的村庄，而到了大厦终结前的尾盘时，却是一片人走屋空的荒凉景象。苏联远东地区出现的这幕持续的隐形的变化，正潜伏着一个帝国大厦将倾前的凄凉晚境。这也是弥漫在《鱼王》里的预示着未来崩溃的不祥隐兆。

在作者浓墨重彩地表现的大自然的伟岸力量的时候，作者强调的是自然的价值，是它永远有一种知道如何活着、为什么活着的最基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礼失，求诸于野”的意思。作者在书里在礼赞自然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归结到这一点：“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P94)

作者称颂自然：“我们对它只是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使它毁于烈火。然而不管我们如何费尽心计去糟蹋它，它始终不会传染上我们的恐惧、惊慌，也始终不会对我们产生敌意。原始森林依然是那么雄伟、庄重、安详。”(P97)。

作者比较城市与自然之间给予自己心灵带来的落差时，提到：“我哪怕能逃离这个世界一个夜晚，我的内心就能求得一夜的解脱，一夜的宁静，坚定宇宙无穷、生命永恒的信念。”(P100)。

那只可爱的小狗“鲍耶”的死亡，正承担着人类信仰缺失后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当父亲因为坠入酒精中不能自拔荒废了正事被判刑入牢，不知人间是非的鲍耶出于本能的对人的热爱，扑向被押解的父亲，被押解人员击毙。这篇小说反映出信仰丧失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可怕事件，而存在于植物与生物身上的坚强的信仰，正衬托着人类的堕落与崩溃。鲍耶之死的隐寓意义在小说里也就得到了富有冲击力的凸显。《鱼王》这一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渔民在猎杀一条大鱼时，陷入与鱼困于一体的窘境，在这生死一线之间，他思考到的是自己对当年失贞的女友的暴力性虐待，实际上，是自然力量，重新唤回到了他身上的人性的复苏和对人类信仰的尊重，从而使得他脱离了险境。

如果说，《鱼王》里的大部分作品，仅仅是一种片断式的人物特写的话，那么，全书中，唯一一篇具有戏剧性、人为编造痕迹浓重的是《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篇也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但是，这一篇不过是小说中第一篇《鲍耶》的扩写，而且在小说里加进了一个文艺作品里总少不了的爱情作料，但因为爱情作料的出现，反而失去了全篇的来自于生活的醇正风味。《鲍耶》里表现了三个男人如何来到极圈内，度过一个危机重重的冬天的故事，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描写了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阿基姆在极圈里捕猎时，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城市姑娘，将她救活，并且死里逃生。问题就出在这个女孩身上，《鲍耶》中是三个男人的遇险，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想象成一个男人在严冬中碰到一个女人会怎么样?于是，在冰天雪地里封存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孤男寡女，注定要在感情上产生一点什么。而值得注意的是，封闭的空间对于男人来说，是致命的，这一点在《鲍耶》里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受风雪影响困守在过冬的小木屋中的三个男人，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仇恨感，其中两个男人大打出手，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当两个男人换成一男一女的时候，小说里立刻呈现出那种可以写出许多暧昧情境的浪漫描写，就像《鲁宾逊漂流记》在原著的小说年代，只能无趣地描写两个男人在岛上的艰难生存，到了现代人那里，更喜欢想入非非地设想一男一女在孤岛上会打造什么样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从波姬小丝主演的电影《青春珊瑚岛》中可以见识到这种乌托邦的端倪。《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章中，阿基姆拯救时尚女孩的段落，呈现出相当情色的光泽，也因而使这一章脱节于整部小说中对人的原生态生存状况的描写体系。在展现出当地人的古道热肠、天人合一的精神气度的时候，作者还设计了一个导致莫斯科女孩为什么深陷困境的坏男人。这个男人来自于城市，父母是艺术家，但他极端自私，心中只有自我，这是另一种没有信仰的现代青年，只迷恋自我，这也被作者视着这个时代病的代表。这个极端自私男，本来有妻儿，但不甘于按部就班的生活，只身来到西伯利亚的小镇上，在这里勾引女人，寻欢作乐，小说里在《达姆卡》这部分已经对此人作了铺垫，很快把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寻找科考队父母的女孩给俘获住了。阿斯塔菲耶夫给予了这个自私男以标配化、极端化的道德评价，死死地把他摁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可以看出，作者在反映出社会信仰缺失的同时，更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当代意识。可以看出，阿斯塔菲耶夫对此极为不看好，但是，除了从道德上对这个自私男进行全方位的抨击之外，实际上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优秀成份，比如他不安于现状，爱我所爱，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来到小镇后，什么活都干，包括搬运工一职，把废弃的仓库也修缉一新，非常具有适应生存的能力，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自立精神将会大有用武之地。但作者恪守道德的准则，对此加以抨击，显然可以看出，作者立场仍然在延续着苏联时代对所谓个人主义的批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联文学的末期作品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抽离出信仰之后，苏联小说实际上也没有指明它自身应有的发展方向。它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是人性，二是生存，三是道德。而这三个概念并不能填补信仰的空白。道德评价很难能够解说社会困境的终极原因。就像在《鱼王》中，作者的核心意图是，那是一片被信仰遗忘了的土地，所以，才暴力横行，人性缺失，而大自然里体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自然的伟力存在，作者建筑于对人类社会的批判，生发着小说的主题，转而去赞美并没有主观意识的自然力量，实际上是用人类的意识形态加诸到自然身上，用人类的信仰，去重新塑造了大自然出于原始本能而追求活着的生存状态，把这种本能升化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的执着层面，其实这样的套路，有其长处，但同样也显现出一种强烈的主观臆想成分。但由于我们习惯于对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谐和渴望，而并不觉得突兀，但一旦作者把他的批判矛头，有一点黑白分明地指向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作者很可能把尊重个体意识与生命自由的孩子也随着污水一起倒掉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白色群山的梦》里觉得有一些突兀不适的原因。因为在这一篇作品里，作者显然加进了过分明显、过分带着立场的恩怨与好恶。

实际上，阿斯塔菲耶夫在《最珍贵的稿酬》这一篇散文中(收在散文集《树号》中)中，提到了他妻子对《鱼王》的评价，其妻子在说到《鱼王》时说：“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

一个最亲密的人对作家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而阿斯塔菲耶夫也没有直接否认，他说：“也许我真的不理解。也许我并不愿意去理解。”(广西师大版《树号》，P125)

这种不理解的原因，是因为阿斯塔菲耶夫感受到了苏联后期的那种不祥之兆，就像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听到某种背脊发凉的不祥之兆，他们凭着他们的特别的敏感，预感到了一场更为可怕的前程正向他们袭来。作家写出了这种预感，但时代要过了二十年之后才能告诉他真相。所以这样的小说，在苏联解体前，我们很难读懂作者写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什么，而今天，当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明白这部小说所潜蕴着的那种悲凉之雾究竟笼罩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