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德国基础教育模式改革大纲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基础教育模式？在德国，这一争论不仅涉及教改本身，其本质上则是一场文化层面的纷争。发表上述看法的是德国教育史学家艾尔玛·藤诺思（Elmar Tenorth），在德国《时代周报》记者的一次采访中，他回溯了这一争论的历史缘由，并对未来做了展望。

在现代社会，学校是最直接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场所。这一现象听起来非常普遍，但德国却有它特别的历史原因。德国的学校一直是一个社会阶层分分合合的地方，极端的讲也是个阶层斗争的场所。

直至1918年，德国的中产阶级还在将他们的子女送往私立小学就读，之后进入文理高中（Gymnasium），将来的职业定位是学术专才。而其他平民阶层的孩子则去普通学校（Volksschule，直译人民学校），目的是将来找一份比较实际的工作。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才将这两类学校合并起来，不过改变的并不彻底。统一后的小学教育体制中，中产阶级的孩子和平民的孩子一起接受相同的四年小学教育，之后又回到分离的老路。前者进入9年制的文理高中，而普通孩子则分流到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普通中学的高级阶段（Volksschuloberstufe）。这后两种类型的学校在社会民主人士、共产主义份子和进步教师队伍里被认为“低人一等”。

由此看来，所谓的魏玛教育共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当时的中产阶级已经允诺接受四年的共同学习体制，却又向当局提交了由教授、专家或医生提请的一次性的索赔要求，原因是他们的孩子要和那些愚笨、粗鲁、传染疾病的草民的孩子挤一张书桌。

对比一下美国人在1945年以后参照高级中学（Highschool）的模式建立的综合学校（Gesamtschule）体系，尽管这样做放弃了一些老的教学传统，却也因此具有了广泛的推广价值。同一时期原东德也实施了这样的教学体系，虽然这被保守的`西部精英分子冠以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标签。

在德国历史上，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要具备典型的、德国式的某种社会阶层的公民特征，对他们而言教育不仅意味着传授知识和培养良好的行为举止，而且还被当作某种私有财富，只能在文理高中得以享用。其标准不仅仅是理想的人文和科学教学规范，还直接体现在具体的教育资格证明上——文理中学的毕业考试成绩（Abitur）。凭着这个毕业考试成绩文理中学的学生可以申请任何想进的大学，因此也为将来从事国家公务员、教师或律师等受人尊敬的职业打好了基础。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高考才是最重要的大学敲门砖，中学毕业成绩或是毕业的学校只是起到很有限的作用。

同样，德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教学改革也没有成功。当时，激进的左派改革人士不仅想取消文理高中，还打算把整个中产阶级的一套教学规范抛进故纸堆。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漫画取代歌德”（Comics statt Goethe），以及把历史课从专业课的名单中剔除等等。

这种革命式的改革主张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保守派阵营却开始陷入瓦解的颓势。当前，文理中学的学生比例占30%到40%，在许多大城市超过50%。毕业考试成绩也不再是什么特权，这意味着传统的通过学校进行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机器尽管还在起作用，但其影响日渐微弱。今天要保持领先优势得通过其他的途经，比如送子女去国外就学，或是进入私立学校，让学生学习钢琴或加入门槛很高的曲棍球俱乐部等等。

另一方面，70年代提出并部分实施的综合学校制度也有其问题，这类学校在现实的运行中没有履行其承诺，在机会平等和学业成绩方面均没有什么建树，甚至在生源的社会包容度上还不及一些文理高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理高中自身水平的不断提高，在高年级阶段的学生表现尤其优异。在那里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在社会和学习的相互交往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再参考一下国际经验。其实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不考虑学生的背景和学业成绩，而把他们聚在一起共同学习的。尽管不少国家有了统一的教学体系，但还是存在选择性的就学途经。比如在法国是天主教学校，英国则是面向王公贵族和政经界精英子弟的贵族私立中学，美国既有昂贵的私立学校，又有位于富人区的公立学校。即便是前东德也不是什么典范，那里只有14%的学生可以进入优秀的高级中学，而且这些学校的入学条件具有极强的社会排他性。

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着另外的实践。那里学生入学不仅根据居住地，还要考虑学生的精神气质，人们特别注意保护自由天性和共同的社会认知。在瑞典人们常谈到“人民之家”（Volksheim），丹麦则有“全民的丹麦”（Dnischheit）这样的概念。学校与社区关系密切，教师是极为受尊重的职业。这些与德国文理中学存在不同，毕竟文理中学学制深深地根植于社会阶层分化的意识，人们不能忽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结合。

尽管教学体制和其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进行改革却也还是可能的，只不过须假以时日。同时改革也要谨慎行事，首先要自问一下设立的目标是什么和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结构性的改革必然带来巨大的冲力和教学体系上的不稳定。另外如何保障改革后的教学成果会更好，实现更多的平等和更少的教育失败，并且保持优良的传统教学环境，这些都要求改革者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