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戈壁散文

申工死了，正当盛年，遗下了盛年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漠漠人寰，每时每刻都有众多的人出生和死亡；芸芸众生，有史以来屡遭涂炭，从未终止。战争和瘟疫自不必说，一场地震也可以使千万人在顷刻之间泯灭。申工的死不过是一次事故。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建设中，工伤事故哪一天不发生？死亡的人哪一年不成千累万？在众多的牺牲面前，对任何个人的哀悼都失去了意义。然而，他毕竟还有挚友，有亲人。
　　我在石油报的右下角看到了那则消息，立即抓起了直通油田的电话。我希望遇难者中没有我熟悉的名字。可是，细微的声音犹如五雷轰顶，第一个传进耳鼓的，竟是我听惯了的名字——申耀中！
　　“申耀中，申耀中……我喃喃着瘫倒在椅子上，忘记了挂上电话耳机。
　　是突然爆发了地震，还是在睡梦中没有清醒？就在前天，我在滨海同他告别：“再见，北京见！”
　　“海上见！”他固执地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
　　“不，北京见！”我把手从他有力的紧握中抽出来，在空中用力挥了一下不容他再反驳。“我这就回去给你张罗机票，千万别耽误了，电话催不来你，我就派车来接。”
　　那是在滨海油田技术座谈会结束以后。在那次会上，申工所作的浅海钻井技术报告，引起了全体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在场的美国技术人员连夜翻译了他的报告，用电传发回国内发表。从新疆油田来的人，都把这份报告看作是他六十年代所写的准葛尔盆地钻井技术报告的续篇。这两篇报告联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国从陆上到海上钻井技术的权威性论文。
　　为庆祝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建设三十周年，油田向申工发来了请柬，邀他去参加庆祝活动。他欣然应允了。他当年的那份报告保存在克拉玛依地宫，根据报告制作的模型，摆放在新建的矿史陈列馆。九月二十日是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喷油的日子，九月三十日又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九月的新疆，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申工期待着这次新疆之行。
　　他为什么没有如期动身？他又上井去处理什么事情？死神为什么偏在这时候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是个搞钻井的人，长年工作在井场，受伤和死亡的阴影实际上一直跟随着他。在钻井台上，他们把成吨的钢铁上下挥舞。那些沉重的钻机部件随便就能把人的肋骨碰断。从二层平台掉下一颗螺丝头也足以把头骨击穿，更不用说井喷、爆炸、起火，柳条帽管什么用？
　　在克拉玛依油田，有一次他指挥井架整体搬移，一辆泥浆车从旁边驶过。那泥浆车的轮胎压着了一根钢管的一端，另一端翘起来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从他的头上扫过去，只差一厘米没把他的脑袋击碎。在江汉油田，他坐拖拉机去井上处理事故。当他从拖拉机的履带上跳下来时，一辆消防车从旁飞驰而过，只差一秒钟没把他卷进车底。他不是不懂得安全，也从未忘记提醒他的工人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实际上，他们总在和死神捉迷藏。在滨海，钻工们上下平台都乘直升机。直升机在钻井平台上起落本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却不知怎么了，飞机的尾翼与平台相撞，飞机失去了平衡坠落下来，就像一只中弹的鸟儿。申工就在这架飞机上。
　　我后悔在技术座谈会结束以后，没有坚持让他和我一起回北京来。我原想让他回来住几天即动身飞新疆，买机票要等，而他也要有所准备，新疆有那么多朋友，他的，孙老师的，我的。可是，他却说还要上平台去一次。在关键的时候我总是拗不过他，这也许是多年来我对他听从惯了的结果，虽然他对我这个新领导并非不尊重，一言之差竟使他丧失了生命。
　　俗话说，好人不长寿。如果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人们对于早逝者的惋惜，并不意味着短寿的都是好人，或者长寿的都是坏人，那么，为什么死的又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他不是已经闯过惊涛骇浪了吗？他不是还能再干二十年吗？如果一定要死人的话，由我来替换他不是更好吗？趁我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磨难，还没有积累那么丰富的经验，还没有为事业作出什么贡献。
　　我痛悔半年多以前那次谈话没能把申工留住，让他离开了北京。那是在我们得知他将被调往滨海的消息以后，我找他希望他留下来。他却坚持要离开北京到油田上去。我又去找他的夫人孙老师，试图请她帮忙让申工别走。和我自己那种有一点沉重的心情相反，孙老师的话说得那么爽朗，那么轻松：“在戈壁滩上转了那么多年，如今在北京安家了，可总也安不下心来，总觉得还像出差来似的。‘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恐怕将来还得跟老申走，到油田上去安家。其实，从北京到滨海不过几小时的火车，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候上新疆，那么老远，还不是说走就走了？”
　　多少人做梦都想进北京。申工举家进京后，他却坐立不安。我知道，他留恋新疆，那一片宽广美丽的土地，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新疆也是我走向生活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受过那片土地的培育，受过申工那一代人的熏陶。在他面前，我总觉得他是我上一代的人。
　　一九六五年，我刚进大学门，申工已经当了三年钻井队长，成了油田上第一批青年钻井工程师。四年之后我也到新疆去了。我和申工实际是循着同一条道路到新疆去的，那是长征之路的延伸，是延安精神筑起的长城。我一到新疆，就被弄到红砖厂去劳动，接受再教育。申工运用他自己的影响，把我从红砖厂弄出来放到钻井队去。他说：“再教育不是惩罚。他是学钻井的，应该到钻井队去接受再教育。”申工是要像当年苏联专家培养他那样来培养我。他们的信条是：不当钻工，不当钻井队长就不能当钻井工程师。
　　我和申工是同时离开新疆的。我还是进疆时的那个行李卷，多了几本书和一摞图纸。申工也只带出了一个木箱，那是苏联进口汽车配件的包装箱子。我有时觉得奇怪，新疆没有花红柳绿，没有海市蜃楼，那个时候更没有现代化的舒适生活，是什么东西时时牵动着我，尤其是申工那一代人的感情？
　　申工常向我说起戈壁滩上的地窝子。地窝子冬暖夏凉，那是生活在戈壁滩上的人们创造的能够抵御严寒、酷暑和风沙的最好的居室。我去的时候，地窝子已经被跃进房子所取代，而如今，跃进房子也被淹没在楼群之中了。申工要再去看看地窝子。他说，不是任何地方的地窝子都是可以由楼房取代的，在百口泉，在莫索湾，在合什托洛盖，地窝子肯定还会有。他在那些地方打过井。
　　申工常以赞美的心情向我描绘戈壁滩上的梭梭。梭梭以它独特的生命力在戈壁滩上扎了根。它的根须吸水力极强，能在雨水极少而渗透极快的情况下吸足水分。它的叶子是针状的，水分不易蒸发。它的茎干又十分坚硬，足以抵御风沙的袭击。正是这些梭梭泛起的微绿，使荒漠戈壁显出一些生机。梭梭虽小，它拥抱的却是无垠的大地。
　　后来我明白了，那段生活是我们生命的处女时代，是我们灵魂中最纯洁的部分，是我们的初心。正如老窖中的陈酿，时间愈久，愈是芬芳。对于申工还有它特殊的意义，那是他和孙老师萌生爱情的地方。在黑油山顶，他们欣喜地观赏那地上的油泉，采来山崖断层的彩色土，伴着献身石油事业的理想寄给远方的亲人。戈壁滩上的生活造就了申工粗犷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不能容忍城市的拥挤和喧闹。他要到海上去。他说，在海上看日出一定会比戈壁滩上更壮观。申工的心像戈壁一样宽广，像大海一样深沉。
　　申工的死几乎将我生活的信心摧毁了。我不但失去了良师益友，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事业的楷模。然而，我必须好好地活下去，好好地干下去，至少是为了申工，沉浸在悲痛中是不行的，要为申工做点什么。作为全院唯一同申工一起从克拉玛依进入本院的人，我当仁不让地拿起申工的请柬去克拉玛依参加活动。临行前征得孙老师同意，我将申工的骨灰带去撒向新疆戈壁。我相信，那是申工最好的归宿。
　　拿出从新疆带来的那瓶伊犁特曲，心中不由地想起了《鸿雁》：
　　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歌声远，琴声颤，草原上春意暖。
　　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