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买粮散文
从河南郑州到湖北的孝感正好一千里地，跑到孝感去买几十斤大米背回来吃，放到现在你都不会相信。可是六二年的时候，为了吃饱肚子我还真的有那么一次难忘的亲身经历。
那年我十五岁，正上初中，家里的粮食老是吃不到月底就快没了。父亲在郑州上班的时候还能想办法买些南瓜、红薯贴补一下，自从父亲调到三门峡以后，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家里就靠粮本上的定量买粮吃了。粮食不够吃，一到月底就只能顿顿喝稀粥，虽然喝上两大碗可以把肚子撑起来，但一到半晌就又咕噜咕噜叫。母亲经常为缺粮发愁，我也想为家里搞点吃的，就骑着自行车到处跑，看能不能买到些杂粮之类。那时候已经允许开放自由市场了，但河南管控的很紧，根本见不到有卖粮食的。有个别偷偷摸摸卖蒸馍的农民，都是把蒸馍藏在怀里，见到有人经过，掀开衣服让人看看，又赶紧合上衣服，看那脏兮兮样子，谁敢吃啊。
我家的邻居小张叔叔，在铁路小学当老师。他刚结婚不久，媳妇是湖北人。有一天小张叔叔对我说，媳妇娘家来信说，湖北孝感的自由市场上有卖大米的了，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孝感买大米。我一听当然愿意了，恰逢暑假在家又没事，我俩一拍即合。我回家信誓旦旦地对母亲说：凭我的力气扛三四十斤大米没有问题，又有小张叔叔带着的免票，坐火车也不花钱，跑一趟够家里补贴好几个月的用粮了。母亲犹豫了片刻，又亲自跑到小张叔叔的家里打听清楚了，才同意我去。晚上，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烙了两张白面饼，煮了两个鸡蛋，用铝饭盒装好，让我带着路上吃，又找出一斤全国粮票给我装到衣兜里，好像送别远行的孩子。在一旁沉默了好久的妹妹突然说她也要去，把母亲吓坏了，说：“你才十一岁，能干什么？跑那么远再把你丢了。”妹妹说：“我哥不丢我就不会丢，我去了也能背点，总比我哥一个人背得多。”我赶忙说：“叫妹妹去吧，我带着她，没事，再说还有小张叔叔呢。”就这样，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十一岁的妹妹跟着小张叔叔坐上了郑州开往武昌的火车。
那是老式的绿皮车，车厢里的座椅是用一条一条黄色的木头做成的，像是公园里的休闲椅。车上人不多，坐得稀稀拉拉的。我和小张叔叔一路说笑，妹妹只顾趴在窗户上，好奇地欣赏着一路的景色，不知不觉一白天过去了。火车到了信阳车站，一下子涌上来许多旅客，车厢里坐得满满的。小张叔叔小声说：这些人可能都是去湖北买粮的。我问：你怎么知道？小张叔说：你没看他们都带着口袋。果然，我看到不少人胳膊窝里都夹着彩条土布做成的粮食口袋。看起来河南到湖北买粮食的人还真是不少。
凌晨三多点，火车到了孝感车站。我叫醒了睡得迷迷糊糊的妹妹，三个人随着人流走出站台，进到候车室里。土黄色的候车室很小，昏暗的灯光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不知是候车的旅客，还是临时借宿的出门人。我们转了一圈，才在一个留言板的支架下找到一块空地。小张叔叔拿出两张报纸铺在地上，让我和妹妹坐下，他到门外转了一圈，回来说：外面黑咕隆咚啥也没有，等天亮再说吧。我们三个人只好坐在地上打瞌睡。候车室里的气味实在难闻，汗味、臭鞋味混在一起，熏得我直想吐。我几次跑到门外透透气，可妹妹抱着膝盖低着头睡得挺香。我有点后悔不该带她来了，到底是个女孩子，又在城市长大，哪吃过这份苦。我挨着妹妹坐下，从带来的旅行包里拿出两个面袋搭在妹妹的肩上。小张叔叔也没有睡着，我俩就闲聊了起来。他小声对我说：湖北人说话你不一定听得懂，他们管湖北叫“湖泊”管大哥叫“大锅”你要听不懂就问我，我基本能听懂。是呀，他媳妇就是湖北人，当然能听懂了。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了，我叫醒妹妹走出候车室，看到车站外正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街的'两旁有十几间店铺，其余全是住户的院子。街上冷冷清清还没几个行人，店铺也没有开门。我们就沿着街道无目的地走着看着，乘机熟悉一下环境。妹妹说：这就是湖北？跟咱那里的农村差不多。小张叔叔说：县城离这里还远那，这就是个集市。转了一会儿，我感到有些饿了，就说：“咱们找个饭店先吃点饭吧。”在一个很小的饭店里，我们每人吃了一碗“热干面”，母亲给的烙饼还剩一张在饭盒里没舍得吃。
天大亮了，街道两旁热闹起来，人们挤挤扛扛地把狭窄的街道几乎占满了。我们赶紧沿街寻找卖大米的人，可是只是见到很少几个摊位前摆着一小袋大米，最多四五斤，其余全是土产、蔬菜什么的。我们从东走到西，也没有见到一份成袋的大米。怎么回事？小张叔叔挠起了头皮。我们又走回来，还是老样子，我急了，说：“咱把那些几斤的先买了吧。”小张叔叔说：“不急，再找找，买几斤米拿回去顶什么用。咱们分开找吧，谁先看见就先买。”于是我们分头在集市上寻找卖大米的人。我的眼睛都找酸了，连那几个小袋大米也不见了，我心说：去逑，白来了！
我泄气地坐到一间店铺门口的是台阶上，怀里抱着空空的两个帆布旅行提包，妹妹站在一边噘着嘴看着我，两人都没有说话。这时过来一个五十多岁农民打扮的人问我：“从河南来的吧，带烟了吗？”我说：“没带烟，我也不会吸烟。”他诡秘地笑笑：“没带烟，你来干什么？”“我来买大米的，又不是烟贩子。”“买大米？你早说呀，看你转悠半天，以为是来搞香烟的，跟我来，这边有卖大米的。”我疑惑地坐着没动，他善意地笑着说：“不，这边都是怕市管会收税，那边才是真卖大米的。”我听着有道理，就问他说：“远不远？”他说，不远，拐过弯就到。”他说的话和河南话没多大区别，我完全听得懂，看起来他并不是地道的湖北人。果然，他又说他也是河南人，过来好几年了，叫我跟着他没错，保证买到大米。我抬眼四处瞅了瞅，看不到小张叔的影子，就在妹妹的耳边说：“你远远地跟着我，看到不对，就喊人，明白不？”妹妹点点头。
我跟着那个人穿过集市向北走去，拐了两个弯，来到一所土墙院子前，我回头看看远处跟着的妹妹，示意她停住，我跟那个人进了院子。院子很大，像个客栈，房子都是茅草房。他朝屋里喊：“买大米的来了！”屋里钻出两个人，像是刚睡醒，头上还带着几根干草，好似从草垛里钻出来的。他们问我：搞多少斤？我想了想说：“五六十斤吧。”屋里又出来两个人，提出来两袋大米，我问了价钱，选了其中一袋，我说：“就要这个吧。”我喊妹妹进来，拿出口袋，称了五十五斤大米，分成大小两份装到米袋里，又把口袋装进帆布旅行包拉上拉链。我站起来说：还有一个人要买大米，我去喊他，你们等着。
我和妹妹扛起大米走出院子，那个河南人也跟出来，他对我说：“进车站时别走检票口，那里有市管会的人检查，不让带大米。”我问：“那从哪里进？”“站台南头有个豁口，看到火车来了再进去，快点上车，别让他们看见。”这个人心眼怪好，是个热心人，看起来我多疑了。我对他笑笑，说了声：谢谢你老乡！他说：谢啥，下次来给我带些黄金叶烟就行了。我就住在这个院里。我带着妹妹回到了街道上，找到了小张叔叔，又带着他返回那个院子里，他也买了一袋大米背出来，我们心里都好高兴。这下可有吃的了，母亲看了一定乐坏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又在那个小饭店吃了米饭，带来的一斤全国粮票全用完了。我数了数带来的钱，还剩三块，回去的路上可以再买些吃的，火车上是不要粮票的。我们坐在站台南头那个围墙豁口外休息，等着中午回去的火车。
终于听到火车汽笛的叫声，一列客车缓缓开进火车站。我们像冲锋一样，翻过豁口，扛起大米向火车跑去。站台上挤满了人，不知都从是哪里跑出来的。其中不少扛着各色的袋子，蜂拥在各个车门口。一些戴着红袖箍的人也跑出来，拽着扛袋子的人，不让上车。双方拉拉扯扯，喊的叫的，吼的骂的，乱成一锅粥。小张叔叔也被拽住了，他拿出工作证在那些人的脸前晃动着，趁那些人犹豫时，奋力挤上了车。我也赶紧跟过去，这时一个带红袖箍的人向我走来，嘴里喊着：“检查一下咯。”吓得我扭头向列车的后面跑去，妹妹紧跟着我。跑了两个车厢，门口都是人，上不去。我只好再向后面跑，说是跑，可扛着大米，跑不快，回头看看妹妹，她两手抱着旅行包，歪歪斜斜的都快掉了。这时，一声长笛，火车开动了，我和妹妹愣愣地站在站台的南头不知所措。
火车开走了，我的心里像打鼓似地咚咚乱跳，为了安慰妹妹，还是故作镇定地对妹妹说：“没事，我们再坐下一趟车。”我带着妹妹在离站台远一点的地方坐下，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我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对铁路还是比较熟悉的，我看到离站台不远有一座小房子，知道那是扳道房，有扳道工在里面坐着值班。我叫妹妹看着大米，自己走向扳道房。
扳道房的门开着，一个穿着短袖铁路服的中年人正端着一个大茶缸在喝茶。“大伯，向你打听点事，往郑州去的火车下午还有吗？”那个人抬起头，上下打量着我，问：“你是干啥的？”我赶忙说：“我是郑州的，我爸也是铁路上的职工，家里粮食不够吃，来买点大米，没有上去火车。”接着我把来买大米的经过讲了一遍。那个老伯“哎呦”一声，走出门看了看不远处的妹妹。“咋个搞地吗，这么小就出来买大米，下午没有火车了，有快车这里不停的。”一听没有火车了，我傻了眼，低着头转身离开了。我来到妹妹身边，小声说：“麻烦了，下午没有火车到郑州，要等明天了。”“那咋办呀，哥，晚上住哪？”妹妹问我。是啊，晚上住哪儿，兜里只剩三块钱了，够干什么。要不还去候车室？不行，总不能坐一夜吧，我难住了。妹妹眼泪汪汪快要哭了，我想哄哄她，可不知说什么好。“那个娃儿你过来！”我听到那个老伯在叫我。他站在扳道房门口冲我招着手，我慢慢走过去，到了面前他对我说：“等一哈有一趟货车是到你们郑州的，你们坐货车回家吧。”真的么？只要能回家，坐什么车都行，我赶快说：“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您帮我说说吧，人家不让上怎么办！”“莫得事，我去说，先叫你妹妹进到屋里歇一哈，喝点水，等一哈我去送你们。”真是太好了，今天竟碰上好心人。我和妹妹坐在扳道房里用那个大茶缸喝着水，一边和大伯聊着天，一边等待那列货车。大伯告诉我，这里有规定，不准大米流向河南，怪不得市管会的人要检查。
过了好长时间，一列长长的货车从南边开过来停在车站上。大伯带着我们来到列车尾部的守车前，他上去和值班的运转车长呜呜啦啦交涉了一会，出来对我说：“上来吧，路上要听话咯，不准乱跑。”我和妹妹上了车，挥手和大伯告别。我问：“大伯，你姓啥？告诉我！”大伯回了一句，我也没听清是姓胡还是姓顾。他和我素不相识，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帮助。多少年以后，我还清楚地记得大伯的样子和那个大茶缸。
车上的运转车长是个年轻人，一路只顾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也不和我们说话。我和妹妹规规矩矩地坐着，看着他和路过的车站用信号旗打招呼，听着他吹着好听的口哨，好像很得意的样子。过了好长时间，他打开大背包，拿出几个桃子递给我和妹妹，自己也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这才说了句：“嗯，甜得很。”说完冲我们笑笑，又去小本子上写开了。我趁他不注意时偷看了小本子上写的东西，原来是一封情书。
到了信阳车站就是郑州局管辖了，又换了一个胖胖的运转车长。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姓黄，也是郑州列车段的人，和我父亲调走前是一个单位。他问了我的情况，我说出父亲的名字时，他很惊讶，他说和我父亲很熟，还说去过我们家，可我不记得了。黄叔叔在驻马店车站给郑州列车段打了个电话，让段里通知我的家里，别让母亲着急，又给我和妹妹买了烧饼，我拿出三块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我把饭盒里的一张饼拿出来让他吃，他摆摆手说吃过了。我像遇到了亲人似地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心里暖烘烘的，一路的忐忑和不安慢慢消失了。
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到郑州北站货场时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车下早已等候多时的母亲、小张叔叔夫妇和好几个邻居的叔叔伯伯一起迎上来。看着我和妹妹满脸满身灰土的狼狈相，母亲抱着妹妹大哭起来。我冲小张叔叔做了个鬼脸，心说：我们自己也回来了，怎么样，不比你差吧？小张叔惭愧地一个劲道歉，劝我母亲别哭了。叔叔伯伯们也说，孩子能平安回来了比什么都强。我骄傲地挺着胸，把大米递下车，邀请黄叔叔到我家做客。一行人推着自行车走出北站，我一路讲述着那些好心人的故事，困乏、疲倦、饥饿全都忘到九霄云外了。不过说真的，那时我才感到还是在家好啊！
